建议独立于卫生部之外成立医改专家组1 2011年03月07日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医疗改革
　　黄洁夫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我们的医改究竟怎么改？选择走哪一条路？“从目前国家的文件来看，并未明确”。这些顶层设计的带有指导性的决定还是应该尽早明确，目前卫生部也正在积极协调此事。建议在卫生部之外，应该成立一个由院长和专家们组成的医改专家组。
　　“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不会医院管理的，所以当时在我当了医院院长后，我就立即设立了一个常务副院长，这是权宜之计。”公立医院改革应该培养一批职业化的院长，院长也需要专注于医院的改革和管理。
　　公立医院改革说了很多年，几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是代表、委员们的热点话题，这个老问题为何难以突破？公立医院改革如何从改医院管理真正迈入体制的变革？昨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接受了成都商报

记者专访，介绍了他的看法。
　　黄洁夫当过医生，当过医院院长、医学院的院长，以及卫生部的副部长，直到现在他仍是协和医院的著名医生，定期坐诊，这些经历也让他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有了更多的体会。他反复向成都商报

记者强调自己不是作为一个副部长在说这些话，而是作为一个医卫界别的政协委员在谈自己的看法。
　　在他看来，目前公立医院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存在很多争议，关键还在很多顶层设计尚未突破，所谓“顶层设计”就是“某些关键节点上的政策尚未落实”，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政策似乎并未给出答案。
　　独立于卫生部之外成立医改专家组，建言献策
　　医改该走哪条路？
　　独立于卫生部之外成立医改专家组，建言献策
　　黄洁夫介绍说，从国外的经验看，公立医院改革无非三条路。
　　第一条：“公立医院私营高端医院”，公立医院只保障公共卫生服务，完全由政府办，私立医院集中最好的设备和技术，满足高端需求。
　　第二条：公立医院既满足公共卫生服务要求，又满足市场需求，额外为高端人群提供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其中，前者由政府买单。
　　第三条：完全依靠医疗市场的服务，医院自行选择，地方独立经营，多渠道筹资。医院可以改制，只要国有资产保持增值就行。
　　但我们的医改究竟怎么改？选择走哪一条路？“从目前国家的文件来看，并未明确”。黄洁夫认为这些顶层设计的带有指导性的决定还是应该尽早明确。据黄洁夫介绍，目前卫生部也正在积极协调此事。黄洁夫也建议，在卫生部之外，应该成立一个由院长和专家们组成的医改专家组，它独立于卫生部之外，完全是一个搜集院长们意见的上传下达机构，及时把医改最真切的想法传达给卫生部，并建言献策。
　　参照国企改革经验，激活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医改中地方财政负担不起咋办？
　　参照国企改革经验，激活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黄洁夫还发现，目前的医改更多的是改某个病种或者看病的流程等，不涉及医院的体制。而“体制不改，公立医院改革很难进行”。
　　黄洁夫表示，目前公立医院改革正在推进中，都会涉及很多体制障碍，例如在基本药物推广方面，“中央和省级财政都尽了很大的努力，但要把这个推广到县一级的医院，地方财政肯定是负担不起的”。这必然涉及引进民营资本或者外资。“但如何引进？蛋糕怎么分？也没有明确”，这也让很多地区的试点面临困境。
　　黄洁夫认为，政策层面必须保证让民间资本进驻后能够分到一块蛋糕，“就像当年国有企业改制一样，医院也应大量改制”。这样才能激活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加入到医改上来，解决医改所需的大量资金难题。同时，也要在设计上，保证改制后的活力和竞争力，“保证分到的是做大的蛋糕中的一份，而不是原来的一份”。
　　院长应该职业化，专注于医院的改革和管理
　　如何避免医院院长身兼数职？
　　院长应该职业化，专注于医院的改革和管理
　　另外一个顶层设计的缺失，黄洁夫认为是在“院长们的专业化程度上”。他用了一个有关他本人的例子。
　　“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不会医院管理的，所以当时在我当了医院院长后，我就立即设立了一个常务副院长，这是权宜之计。”他认为，这也暴露出目前我们的医院管理体制上的一个问题，院长们“身兼数职”，“院长们忙着搞业务，忙着申报基金、忙着申报成果，还要申报院士，还要做院长，这不是难为他吗”？
　　黄洁夫认为公立医院改革应该培养一批职业化的院长，“就像香港医管局的局长，他不是医生，他是一个管理者。一个人不可能是全才。而院长也需要专注于医院的改革和管理”。成都商报

记者汪玲摄影报道
　　同步播报
　　卫生部将出新政：
　　家庭困难的器官捐赠者可享救助
　　昨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还透露，为了提高我国器官捐赠者的积极性，拓宽自愿捐献的潜在人群，我国将出台系列政策，对家庭经济困难或者弱势的器官捐赠者给予救助，包括住院医疗费用的减免、捐赠者家庭的医疗保险、困难救助、学费优惠、减少纳税、捐赠者殓葬费用等都将纳入考虑。“目前文件已起草完毕，很快就会出台”。
　　据黄洁夫介绍，近年来，我国每年大约有1万人次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救助了数以万计的晚期器官疾病患者。但与世界各国一样，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现在我国每年有约100万终末期肾病患者，约30万终末期肝病患者，每年急需移植挽救生命的患者众多。
　　目前，卫生部已经研制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心死亡遗体器官捐献（）”标准，很快就会下发。今后只要愿意捐赠的人，被判定为“心死亡”后都可进行器官移植。
　　黄洁夫表示，目前存在患者使用“活体器官”现象，主要

于买卖器官或者亲属捐赠。活体器官

存在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这种供者手术有可能会导致捐献者术后出现并发症。例如，成人活体肝移植，捐献者的肝脏必须被切取一大半，才能满足受者肝功能的需要；右半肝切取是个腹部大手术，有超过30的捐献者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术后并发症。
　　另外，近年来，在我国已经出现数起活体肝移植术后供者、受者双死亡的医疗事故。活体肾移植中，尽管人体有两个肾，切取一侧肾脏也可能会影响捐献者的身心健康，也违背了“无损害”的医学伦理学原则。世界已有一些国家开始禁止活体器官移植，尤其是非亲属活体器官移植。
　　而根据卫生部在武汉和广州两座城市进行的公共调查显示，34的人愿意成为器官捐献者，173％～23反对器官捐献，417％～485表示不确定。数据显示中国已广泛存在潜在的器官捐献人群，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广大青年人中间，这种爱心奉献意识更为普遍。
　　为此，我国近期将下发一份关于器官捐赠的文件，保障器官捐赠者的具体利益，家庭经济困难或者弱势的器官捐赠者今后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助。“例如住院医疗费用的减免、捐赠者家庭的医疗保险、学费优惠、减少纳税、捐赠者殓葬费用等都可以纳入考虑”。今后，还将逐步建立“捐赠卡”登记，拓宽自愿捐献的潜在人群。
　　成都商报

记者汪玲
　　两会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陈智伦：
　　建立司法应急机制
　　成都商报讯（

记者蔡小莉实习生王英占）地震、海啸等突发事件不仅会造成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也会破坏司法权的正常运行。“着手建立司法应急机制，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省高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陈智伦提交了“建立司法应急机制”的提案。
　　陈智伦在提案中指出，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包括诉讼程序）的规范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现行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并不包括处理司法应急问题的内容。
　　陈智伦建议制定《司法应急法》，或者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设立专门章节、并在相关章节中增加相关内容，对司法应急机制进行规定。司法应急机制应当包括应急状态下法院的设置、法院内部的设置、法官的任命、法官的交流和流动等内容；以及应急状态下案件的审级、案件的繁简分流、纠纷案件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案件诉讼证据灭失的处理、对民事多发性案件的统一处理及刑事政策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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