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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器官移植医院该当何罪1 2011年03月25日1349南方周末 医院和医生是中介们重点公关的对象，他们是非法器官移植绕不过去的一环。（梁伟驰图）医院和医生是中介们重点公关的对象，他们是非法器官移植绕不过去的一环。（梁伟驰图） 医院和医生是中介们重点公关的对象，他们是非法器官移植绕不过去的一环。（梁伟驰图）

　　非法器官移植，医院该当何罪？
　　正规医院和医护人员往往是非法器官买卖和移植案例中的重要一环，但至今少有医院被追究法律责任
　　胡杰和沈云遭遇的盗肾事件像极了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年轻人被迷醉后在宾馆的浴缸里醒来，发现身边都是带血的冰块。一个纸条放在身侧，上书“借用一下你的肾，赶紧拨打120，否则你会死的”。
　　惟一不同的是，他们醒来时躺在病床而不是浴缸。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新生。而在这新生的门槛上，横亘着另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器官的庞大的供需市场，造就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司法事实，即参与了器官买卖的贩子们往往能被法办，而掌握着手术刀的医院和医生们，却难以被司法追究。

　　“器官在贩子手里”
　　在向警方报案后，胡杰却遭到了另一个卖肾者阿元化名的嘲笑，阿元骂他傻，断言报警不会有任何结果。
　　两年前同样被胁迫卖肾的河南周口人阿元，一颗肾“卖”了3万块。阿元向警察投诉胁迫，警察却听信了医生的说法，说阿元是“高高兴兴进入手术室的”。
　　阿元为自己维权一个月的结果是，当事医院被卫生局罚了一大笔钱，不过也仅此而已。没有医生被法办。时至今日，阿元仍然坚信一个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私了”，即事后与医院讨价还价，为自己的肾争取到一个好的价码。
　　而医院，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形成丑闻，也乐于以低价灭火的方式，处理来自受害者的投诉。
　　循着这些发生在供应链末端的事实，整体上器官移植的困境也变得明确：需要器官的人太多，而供体很少，由此滋生了一个光怪陆离、耸人听闻的市场。
　　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10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约30万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但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
　　人体器官领域一种叫做“亲体移植”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的现象开始兴起。
　　变化很快体现在数据上。根据《财经》杂志的数据，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当年，全国肝移植中，14

于活体；而在3年前，这一比例只有032。另一个数字来自一位行内医生。他说，以往活体移植占不到5，2007年上升至15－20，2008年迅速超过一半。
　　一方面在拯救重症者，另一方面，却在制造乱象：供体、受者、中介、医院、医生各司其职又完美配合，利用造假户口等，将张三的器官，移植到素不相识的李四身上，以此赚得暴利。按照行内医生的说法，国内的活体移植，相当多一部分存在器官买卖和虚假手续，地下黑市屡禁不止。某种程度上，大部分的器官掌握在那些熟悉供需双方和医院的器官贩子手中。
　　中国的卫生系统已经意识到，从根本而言，器官的紧缺造成了非法买卖，如何在法制框架下建立起自愿捐献、公正分配的良性捐献体系，成为当务之急。2009年下半年，捐献体系开始在全国几个城市试点。
　　正是在这一年年底，在中国器官

治本之路的起点上，沈云的肾在胁迫下被摘除了。

　　少有医生被法办
　　翻阅过往中国的司法判例，在非法的器官买卖当中，少有医生被法办。
　　2006年的秋冬时节，河北乞丐仝革飞被王朝阳等拘禁在一个废弃的变电站。乞丐被勒死后，双肾、一肝、一脾、一胰腺等共5个器官被摘除。最终获利15万元的器官贩子王朝阳受审时称，“正切割时，仝革飞突然抬起手臂抓了一个医生的臂膀一下，有名医生踩住仝革飞的胳膊，很快就弄完了。”涉事者包括武汉和北京有关医院医生。
　　根据媒体报道，检方并未起诉当事医生，他们是以证人身份出现在司法文书和审判环节。这让王朝阳的辩护律师异常不解。
　　无论如何，王朝阳案催生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夏天出台。600多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被削减到160多家，且不断施行行业审查。
　　大同小异的情节，在另一起器官买卖的审判中再度发生。2009年3月至5月的两月间，河南农民、器官贩子蔡少华等，伪造供体和受体的亲戚关系证明，先后进行了4次器官买卖获得近60万元，被控非法经营罪获刑7年。根据判决书，这宗器官买卖案涉及北京几家医院。
　　在对蔡少华的审判中，医生同样以证人出现而未被法办。蔡少华的辩护律师胡益华在电话中大声向本报

记者批判器官移植的乱象：“器官移植的手续大多都是假的。惟一的办法是控制医院这一环节。”
　　胡的逻辑非常简单，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医方有审查器官

是否合法的义务。“医疗人员与他人互相串通进行人体器官倒卖的，一般负有刑事责任。医院或医生明知他人在倒卖人体器官，或明知供体不符合法定条件，而进行器官移植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胡益华说。
　　目前已知，对器官买卖最为严厉的司法处置来自兰州。也是在2009年，两个未满18岁少年的肾脏，被器官贩子以伪造手续的方式移植给他人。最终器官贩子被控故意伤害罪。这个残酷的案例中，没有医生被追究法律责任。
　　在接受南方周末

记者采访时，多位遭遇盗取器官的受害者家人强调，医生和医院也应该承当相应的刑事责任，“你们报纸要呼吁一下，摘器官的和做手术的，可都是移植科的医生啊！” 12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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