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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4月05日红网潇湘晨报
　　如果不是40年前那场风波，老先生的离去和其他所有普通老人过世一样，波澜不惊。
　　媒体打出的标题是——《园丁之歌》创

作者梅嘉陵去世。有些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尽管老先生和教书育人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道标签，依然和那次带有传奇色彩的创作有关。
　　现在看来，《园丁之歌》或许有些粗糙，舞美单调、唱词简单，诸如“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可以说是一句真理。但是，在一个交白卷成为英雄的年代，什么才是真理？
　　“老先生的故事，会让人想到，那个时代一种精神的抗争与胜利。”学生彭麒麟说。
　　这个清明，记得一个离去的老人，记住一段渐行渐远的历史。
　　本报

记者王欢胡颖异
　　长沙报道
　　
　　一辈子都和教育有关
　　这是长沙天心区教工宿舍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客厅一张大桌子上，摆放着3月10日刚刚离去的老先生遗像，笑容慈祥。
　　“他生前最后几年，喜欢在这里看书。这里采光好，比卧室宽敞，能放很多书。”老先生的夫人郭益如看着眼前空荡荡的椅子，黯然神伤。
　　在女儿梅芬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都和教育有关。
　　去年下半年，老先生病情已经恶化，说话都没有力气。一天，长沙幼幼学校打来电话说，学校即将百年校庆，希望老先生写个序。
　　“那时候，他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了，还有青光眼。我们家里人都知道他力不从心，劝他别接这个活，可他不听，他在电话里说，能为自己母校百年校庆写序，很光荣，很幸福。”
　　之后3天里，老先生躺在病床上写了一篇300多字的序言。梅芬声音哽咽：“有天凌晨，我发现他房间里还亮着灯，过去看了一下，发现他一边用小方巾抹眼泪，一边强忍着自己不要咳嗽……”
　　写完这篇短文后，老先生又誊了一遍，用放大镜逐字逐句校对，标点符号都没放过。
　　序言结尾部分，老先生说：“幼幼100岁，我自己今年也72岁了。幼幼是我的母校，我对幼幼有很深的感情，我希望她越来越好。”
　　去年10月30日，幼幼校庆，老先生坚持亲自去，他说，自己就想看看孩子们。后来，他被3个人搀扶着，为母校百岁庆生。
　　正气、睿智、负责、创新，这是梅芬对父亲的评价。从小耳濡目染，梅芬萌生了成为一名教师的心愿——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幼幼学校，拿起了教鞭。
　　“我们写教案，一般写一遍就够了。但我爸爸还要对我‘开小灶’，要求我多写几遍。这样还不够，还要我反复修改，标点、断句都必须非常规范。”
　　梅芬说，自己从父亲那里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如何教学生，“爸爸说，要用爱，要用发自内心的、能让孩子们感受到的爱”。
　　
　　毛主席当时就圈了《园丁之歌》
　　梅芬和母亲反复提到的一个故事是，当年老先生和一群调皮小孩的“忘年交”。
　　1970年代，梅老师才30岁出头，在长沙碧湘街小学教语文。他注意到，当时火车南站附近，很多小孩在铁路边玩耍，经常爬火车，吓唬过路行人。——这些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跟车，没时间管教，久而久之，孩子们都野了，家长、老师干脆就“放羊”了。
　　当时，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学生不爱学、老师不愿教”现象非常普遍。
　　梅芬说，应该就是从这时候起，父亲心里在反思，该如何对待这些“坏孩子”，要把他们教成什么样的人。
　　1972年初，长沙举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周年文艺汇演，梅老师根据对当时教育现实的认识和教育意义的理解，创作了花鼓戏《新教师》。
　　这台戏的主要内容是：青年教师俞英，采用循循善诱、耐心引导的方法，帮助“坏孩子”陶利克服缺点的故事，同时，俞英的举动，还使另一名青年教师方觉改正了自己对待学生的错误态度和方法。
　　由于反响热烈，这台戏被改编为湘剧高腔《园丁之歌》。随后，已调国务院工作、但仍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指示，湖南要选几出好看的地方戏拍成电影。《园丁之歌》入选。由于当时湖南没有彩色胶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来了摄制组。
　　俞英扮演者、湘剧表演艺术家左大玢回忆，电影是在当时的省歌舞团大舞台拍摄的，进展很快，只花了大约20天。
　　然而，这部在教育界和群众阶层具有极好口碑的电影，在样片审核时出了“大麻烦”。江青批评说，《园丁之歌》片名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党的领导，不应该是教员；电影中的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是错误的，这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
　　旋即，一场批判《园丁之歌》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作为剧本原创者，梅老师难逃干系。
　　当年的小演员曹莉萍回忆，梅老师清理了日常衣物和用品，做好了坐牢的准备，等待改造时，他被关在大古道巷一个会议室里，每天不停地写反省材料。
　　曹莉萍正好负责看守梅老师，“为了防止他自杀，上面要求我不管他是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跟着。当时我年纪小，也怕他自杀，我还偷偷跟他说‘梅老师，我年纪小，你可千万不要自杀啊’。”
　　“梅老师为人特别严谨，即便是写反省材料，他都是工工整整。偶尔被叫出去问话，他还要精心收拾一番。”
　　转机出现在1974年10月。当时，毛泽东回湖南小住，省委接待处的同志开了一批电影目录，毛泽东当时就圈了《园丁之歌》，看完之后高兴地鼓掌，“我看是出好戏。”
　　消息传来，梅老师“解放”了。
　　
　　淡去的历史与不老的园丁
　　1984年，梅老师离开教育第一线，开始从事教育研究工作。
　　1990年代初，中国应试教育风气渐浓，学生课业负担加重。梅老师觉得这样很不好，跑到学校做调查，拿一杆秤，称学生的书包。他随即提出，要在中小学校推行“愉快教育”。
　　“事实上，这一理念与他在《园丁之歌》里表达的思想有一脉相传的关系。在那部电影里，俞英没有没收‘坏孩子’陶利的玩具小火车，还和他一起修理小火车，这就是一种‘愉快教育’。”梅芬说。
　　现在天心区从事教研工作的易青，正是梅老师“愉快教育”的亲历者和实践者之一。她回忆，一次教学研讨会上，她要给六年级学生讲解《月光曲》，这是贝多芬为盲姑娘弹琴的故事，意境很美，但对于城里学生来说，似乎很难在心里勾勒出那样一种温馨的场景，这时，梅老师提醒她，应该充分运用幻灯机、录音机等电教设备，只有让学生身临其境，才能达到学习效果。
　　易青说，现在看来，“愉快教育”或许是一个常识，但放到20年前，要推行这一理念并不简单，当时引起了长沙教育界极大轰动。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一位教师，从特殊历史时期创作《园丁之歌》引起轩然大波，到改革开放后倡导“愉快教育”引起轰动，梅老先生有着别人不一样的经历，也被历史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
　　他的人生履历很简单：祖籍湖南汉寿，1940年1月出生于重庆嘉陵江畔，故名“嘉陵”，长沙上小学，湖南一师毕业，随后在裕敏里小学、碧湘街小学等学校任教，1984年，调至原长沙南区教研室，1996年起担任天心区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2011年3月10日因病去世。
　　今年清明前夕，

记者再次来到老先生曾工作过的碧湘街小学。这里的大部分年轻老师，都不知道或者已经忘记关于《园丁之歌》的故事。他们脚步轻快地走在校园里，背后是历史留给这个学校的淡淡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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