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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清明节，每年的清明节我们都会用各种方式祭奠那些逝去的亲人，祭奠那些值得怀念，曾经为我们的幸福生活，为民主权利而逝去的人们。当然，我们还应该记住这两个人：孙志刚和刘涌。
　　这两个人都死于2003年，他们在这年死得最具影响力。也许有人说，孙志刚值得我们记住，因为孙志刚的悲剧最终促成了一部实行了21年的国家法规的废止。而刘涌这个恶贯满盈的社会黑帮头子有什么值得我们记住的？其实刘涌这个名字同样值得我们永远记住。因为刘涌的“死”，是在公民的呐喊声中，迫使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让刘涌最终走上了黄泉路。刘涌的“死”具有影响力，是二审改判“死缓”之因。假如二审维持一审判处刘涌死刑，刘涌案就不会引起人们如此关注和质疑，从而导致建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刘涌案暴露出我国司法程序中的漏洞，也使专家们签字画押的《专家论证意见书》——刘涌“不死”显得十分尴尬。我曾在《两个人的死和舆论监督》一文中如此说：“真理有时需要生命来唤醒；谬误有时需要血的代价来纠正。从历史上看，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推动法制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与典型的事件和典型的人物有关，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的诞生肇源于一位普通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中国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是因大学生孙志刚要活得有尊严，从而成为了中国公民权益事业中的一座里程碑。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到刘涌再次判处死刑，这是法治和舆论监督的胜利。”2004年1月4日《杂文报》
　　我们只有记住刘涌这个名字，才不会忘记这段新闻历史，不会忘记舆论监督的力量，不会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应有争取权益的权利。我们往往缺失的就是“争取”，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害，却忍气吞声、忍辱偷生；当旁边的人权利遭践踏，漠不关心，视而不见；这样显然权益和权利就得不到。80年前，胡适曾告诫青年说“为自己争自由，就是在为国家争自由”。尼默勒说：“德国最先逮捕共产党员，我因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抗议。随后他们逮捕犹太人，我因为不是犹太人，所以没有抗议。后来，他们逮捕工会会员，我因为不是工会会员，所以没有抗议。再后他们逮捕天主教徒，我因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没有抗议。最后他们逮捕我，这时已经没有剩下几个人起来抗议了。”
　　为逝者默哀，为生者祈祷！这一年，有人在孙志刚的墓碑上刻上了这样一段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我说不要忘记孙志刚和刘涌，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2003年，这一年被称为“公民权利年”。在这一年有许许多多公民争取权利的典范事例，比如张先著、周伟因政府“乙肝歧视”进行的行政诉讼；四川自贡违规征地“坑农”，当地3万农民走上艰难的“民告官”之路；郭光允举报“拉下”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为抗议恶性拆迁，杭州公民刘进成身穿白大褂在街头宣传宪法……可以说，这一年，也就是2003年，“权利意识”得到了空前的觉醒。这些“民权行动”在法治化的框架下通过无数个体的选择和效仿一步步生长。可以说，这样的行动改变了民众被一个狭窄的政治过程边缘化、尘埃化的现实。民众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也让“政治”重新成为一个与每个人切身权益密不可分的空间，成为在法庭、在媒体、在一切非商业的公众场合中得到滋长的公共生活，并尝试着重新给出一种公共生活的意义。
　　在2003年，当时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然而今天，我们却在怀念2003年。稿源：红网

作者：洪巧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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