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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醉驾”：将娱乐关注化为普法动力1
　　9日晚，著名音乐人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北京东直门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毫克。10日上午，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
　　醉驾入刑近来实施，各地都报道了本地“醉驾刑拘第一人”——新法实施之际，“醉驾刑拘第一人”自然很有新闻性，可更大的新闻当然是“醉驾刑拘第一名人”。这一次，高晓松成为新闻主角。
　　高晓松醉驾成新闻，当然与媒体和大众对名人的关注有关。大众不仅喜欢关注名人的八卦琐事，喜欢看他们站在舞台上光鲜的一面，更喜欢看他们窘迫的时候，这就是窥私和猎奇。高晓松醉驾，媒体报道后立即成为一个全景观的娱乐事件，立刻进入到娱乐文化工业的信息生态中：他当时开的是什么车，什么活动上喝的酒，喝的什么酒，车上有没有女主角，出示的外国护照等，都成为媒体热炒的新闻。
　　当然了，大众和传媒倾注这么大的热情关注高晓松醉驾，不仅是普遍娱乐事件中对明星的窥私和对名人的娱乐消费，不仅是一种娱乐趣味，也是一种公共监督。因为醉驾事关公共利益，明星醉驾并不是简单的娱乐事件，而是一起公共事件，尤其是在新法刚实施的时候，“高晓松醉驾”的公共性就更强了。
　　媒体和公众关注高晓松醉驾，是期待这起名人的负面示范，能更好地普及“醉驾入刑”这条新法，更好地警示公众。传媒、法学界有“影响性诉讼”一说，所谓“影响性诉讼”，是指具有制度意义、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比如乙肝歧视的公益诉讼，它是能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公共政策的改变、影响公众法治观念、促进公民权利保障的典型个案——而像普及“醉驾入刑”这样的新法，也需要“影响性事件”的推进。无疑，名人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具备这样的功能。一个高晓松醉驾被拘的新闻，可能比一万次强调法条的普法效果更好。
　　如果每个名人和明星都遵纪守法，当然能对社会起到更好的示范效应，可名人无法承载这种道德期待。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所具有的种种弱点，会说谎，会贪杯，也会在贪杯后开车上路——这时候，示范意义就在于通过对违法名人的惩罚，借助于名人的影响力，把违法的名人当反面典型，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普及法条。这就是像高晓松醉驾这类“影响性案件”的影响力所在。媒体“等”这样的新闻，不是等着看名人、明星的笑话，而是“等”一个更好的普法机会。从这个角度看，高晓松在事发后“永不醉驾”的忏悔，对社会起到了不小的警醒作用。
　　当然了，人们关注高晓松，也是在关注执法的公平，看对待普通人与名人是否一视同仁，是否会因为名人的身份而降低法律的严厉度。这一次，人们不仅盯着高晓松，更盯着法律。（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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