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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18日1025南方都市报
　　他们如何撼动“大树”
　　———弱小者们的勇气与坚持
　　不同受害者，一样的坚持
31岁的福田衣里子有两个标签，丙肝患者和政治明星。2001年，她还是个大学生，厚生劳动省公布消息称，曾批准一些携带丙肝病毒的血液制剂投放到若干医院。若干医院中的一家，恰好是她的出生地，她用过那种血液制剂。她去检查，果然有丙肝。
　　据估算，约1万人因使用那些血液制剂而感染丙肝。2002年，部分受害者在大阪等地起诉厚生劳动省和涉事药企。那年，福田病情加重，退学接受干扰素治疗。后来，她实名加入原告队伍，全力投入诉讼。
　　身形瘦小的福田非常活跃，经常发表演讲或接受采访，激烈批评日本政府不重视人命。丙肝诉讼在2007年结案后，作为胜利者的她没有就此止步，加入厚生劳动省一委员会，专门讨论如何防止药害丙肝事件再度发生。
　　福田表现抢眼，引来民主党的竞选邀请。她不负众望，于2009年当选为众议员。她的十大政治主张之一是，促成肝炎患者支援法。
　　执着，几乎是所有日本丙肝原告的特质，他们努力改写曾被改写的命运。把视线转移到日本乙肝诉讼原告身上，可以看到一样的坚持。
　　1989年北海道乙肝诉讼有过三次判决，一审原告全部败诉，二审3人胜诉2人败诉，胜诉者没有去厚生省领赔款，而是陪着败诉者一起上诉。终审判决全部胜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原告之一木村伸一每个月都去东京，申请与厚生劳动省大臣面谈，希望政府救济所有乙肝感染者。
　　2008年波及全国的乙肝诉讼启动后，木村经常参加原告方组织的集会、学习会等，分享心得，鼓劲加油。《肝炎对策基本法》于2010年开始实施之际，设在厚生劳动省下“肝炎对策推进协议会”启动，木村申请加入，以反映乙肝感染者的诉求。协议会20名会员中，有两人是药害丙肝诉讼原告。
　　从报纸上看到木村伸一胜诉的消息时，福冈县的谷口三枝子激动落泪，以为政府会把所有因接种疫苗而感染乙肝的受害者找出来，进行补偿。结果毫无动静，她愤而起诉厚生劳动省，“我们不动，国家就不会动。”
　　今年已经61岁的谷口声音洪亮，善于表达，能用情真意切的言辞让听者感同身受。作为全国原告代表，她频繁参与庭审、谈判、学习会、

记者会等，讲述自己的苦楚、愤怒与诉求，每次都是感情饱满，新鲜如初，看不出任何疲态。
　　作为原告，特别是原告代表，需要拿出很多时间为乙肝诉讼做事。北海道原告团副代表清本太一说，他想过放弃，但看到大家都很努力，他知道自己不能退出。
　　“弄清真相是件幸福的事”
　　木村伸一等乙肝受害者是幸运的，遇到一些有良知的医生。北海道肝脏病医生美马聪昭告诉他们病源真相，鼓动他们起诉监管不力的厚生省。美马和几名医生花费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寻找证人，其间还出版几本书剑指厚生省，如《厚生省又一罪———集团预防接种扩散肝炎》、《不能不知道的肝炎———肝癌激增与集团预防接种》、《注射器肝炎》等。
　　第一轮乙肝诉讼中，肝脏病专家与芝真彰帮助原告转败为胜。他出庭证明，厚生省一度强制推行的集体接种疫苗与原告的乙肝存在因果关系。
　　与芝出战前，并无信心打赢官司，“我只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讲出来，对胜负并不太在意。医生是为患者而存在，如果能帮到他们，我会非常开心。”
　　迄今为止，与芝在3起医疗官司中站在患者一边作证，两次胜诉，一次败诉。他说，失败的那次，因为自己观念太新，没有获得学会支持。
　　无论在哪里，和国家作对是需要勇气的。与芝之所以愿意站在患者一方，与其另一身份有关。
　　与芝的父亲在二战前是军医，二战后开诊所。诊所附近有个破败的松光寺，寺庙不大，父亲掏钱进行了修整。与芝从小耳濡目染，顺其自然地延续了父亲的事业，一面做医生，一面做住持。他在医院目睹过很多悲剧，每有病人离世，他都感到伤心。
　　木村和谷口三枝子等遇到一群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两轮乙肝诉讼中，辩护律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代理人，更是组织者、策划者。在第二轮诉讼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北海道律师奥泉尚洋等募集原告挑起官司，在台前幕后运筹帷幄，原告只需拿出时间出现在某些场合，讲述个人经历和一些看法。
　　更关键的是，木村等人遇到的法官依法办案。法庭上，法官问得非常细致，对一些难懂的专业问题反复询问，让原被告、律师及证人充分展开论述。这从几个关键证人的证词长度可见一斑，与芝的证词记录有69页，饭野四郎92页，吉泽浩司171页。饭野和吉泽站在厚生省一边，否认集体接种疫苗一度导致乙肝蔓延。
　　“日本的司法审理，不会因为你是名人，就觉得你说什么都对。”与芝说，谁的证据充分谁就能获胜。奥泉也认为，从一审、二审到终审，法官是公正的，并未偏袒强势的厚生省。
　　现在，美马在筹划另一个肝炎诉讼———组织一些丙肝患者起诉厚生省。北海道由仁町三川地区丙肝多发，美马在上世纪80年代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怀疑是某些医院使用不洁注射器做静脉注射所致，终极原因仍是厚生省监管不力。木村等5名乙肝感染者胜诉后，他重新关注三川地区的丙肝问题，将其作为余生的一件大事，“弄清真相是件幸福的事”。
　　“有对立，但很少打击报复”
　　如果没有勇敢抨击日本政府，福田衣里子现在可能还是一介平民。乙肝诉讼中，没有出现福田式的幸运儿，但没有人因为站在原告一方而招来灾祸。
　　与芝真彰出庭作证时是昭和大学藤之丘医院教授，兼任厚生省药事食品卫生审议会委员。他一度担心事后会被踢出审议会，结果没有。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可能是我因为作证变得更有名，不好开除。”
　　与芝的事业节节攀升，作证后第二年升任藤之丘医院副院长，第三年成为院长。2009年，他转任东京高轮医院院长。高轮医院是公立医院，归厚生省管辖。
　　“在日本，看得见的打击报复很少，看不见的对立是有的。”与芝唯一感到的负面影响是，他和饭野四郎、吉泽浩司的关系变得紧张，他们3人原本是朋友，经常一起讨论问题。
　　发动第一轮乙肝诉讼时，美马聪昭是个普通的肝脏病医生，同行中有人持不同观点，反对起诉厚生省，但没有谁阻挠他的行动。现在，他是札幌绿爱医院副院长。
　　北海道律师奥泉尚洋执业22年，为乙肝诉讼奔波22年。尽管是与国家作对，但他从未受到任何明的或暗的压力，顶多是接受税务调查。
　　诉讼过程中，原告方经常组织活动以扩大影响，比如到厚生劳动省请愿，举办集会、学习会，或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或散发传单等。这期间，没有任何个人或政府部门出面干涉甚至阻挠，原告和律师可以尽情表达。
　　3月4日，第二轮乙肝诉讼原被告的又一轮谈判在札幌地方法院进行。谈判开始前半个小时，奥泉、谷口三枝子等人在法院大门外集会，多家媒体到场采访。大门内站着两三个警察，默默地看着、听着。
　　日本政府已经低头，只差开口谢罪。走到这一步，不是仅靠个人毅力和智慧可以实现的。
　　南都

记者左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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