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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月17日1345三联生活周刊 朱雁辉是村里唯一在世的癌症患者，他身后的废水沉淀池已经干涸，废水从这里渗入地下，将地下水严重污染朱雁辉是村里唯一在世的癌症患者，他身后的废水沉淀池已经干涸，废水从这里渗入地下，将地下水严重污染 　　朱雁辉是村里唯一在世的癌症患者，他身后的废水沉淀池已经干涸，废水从这里渗入地下，将地下水严重污染
工业废水将村里土地严重污染变色，村民只能望厂兴叹工业废水将村里土地严重污染变色，村民只能望厂兴叹 工业废水将村里土地严重污染变色，村民只能望厂兴叹
不少村民准备搬离村庄不少村民准备搬离村庄
朱远胜家后的岩洞被涌出的污水染红，自家的庄稼地也被严重污染朱远胜家后的岩洞被涌出的污水染红，自家的庄稼地也被严重污染 朱远胜家后的岩洞被涌出的污水染红，自家的庄稼地也被严重污染

　　一个小山村，因为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把矛头指向了驻守身边几十年的那座化工厂，但这时他们才发现，要想把不远处的黑烟黑水与慢慢变长的癌症死亡名单联系起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或许，他们所能选择的，只有出走。
　　

记者◎魏一平摄影◎黄宇
　　村庄出走者
　　58岁的朱雁辉紧锁着眉头，一个劲儿地喝水。他身材瘦小，眼神机敏，仅从外表看，跟那些一辈子在山里劳作的村民并无不同，但他自己主动提醒了我们：“两分钟不喝水，喉咙就不舒服。”在与本刊

记者谈话的半小时内，他不断将白开水倒进一个废弃的饮料瓶里，很快就喝光了两瓶。他是一个鼻咽癌患者。
　　刚开始感觉不舒服是在两年前，没有多少犹豫，就直接去了南宁的大医院检查，结果并没有让他太过惊讶。“癌症？我们听习惯了，好像每天都在等着这个最后的审判到来。”坐在广西贺州黄田镇牛车地村组半山腰一块空地上，朱雁辉说起自己的病情波澜不惊。如果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算起，他已经是这个小山村癌症名单上的第36个了。幸运的是，他也是唯一还健在的一位。
　　在南宁的化疗，短短两个月就花光了家里大半辈子的积蓄。儿子在外面打工多年，眼瞅着连盖新房娶媳妇的钱都要打水漂了，朱雁辉坚持出院。但是，如果不住院，他参加的农村合作医疗就不能报销，而如果住院，远在南宁的生活又会是一个无底洞。跟以前患癌症的绝大多数村民一样，朱雁辉选择了回家——“把最后一段日子留在这里，等死也值了。”
　　牛车地是个只有700多口人的自然村，它隶属于黄田镇东水行政村，下辖5个村民小组。170多户人家散居在方圆2平方公里的地方，周围都是绵延不绝的喀斯特山峰，夹杂在山间的400多亩土地就是他们的生活

，主要种植水稻和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除了行政区划的名称，人们更习惯称呼这片区域叫水岩坝。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它还是国有一级企业平桂矿务局下属的一个分支，锡矿产量位居全国前列。如果再往上追溯，诞生于清末时期的平桂矿务局，曾是广西最富庶的地方，早在民国年间就已成为“桂系”军阀的钱袋子。
　　冯贤海是1971年搬到牛车地来的，那时候，他们家旁边的水岩坝矿因为要扩大采矿区，只好四处寻找合适的安置点。最后找到了这里，生产队帮着盖起房子，每人分得半亩地，也就安顿下来了。算上以前的老住户，牛车地最热闹的时候，人口超过了1000人。但是现在，散落在山里的一栋栋房子，有将近13紧闭着大门。本刊

记者在村里采访的两天中，竟然没有看到一个孩子，只有零星的老人。
　　冯贤海搬来的第二年，水岩坝锡矿上的一个小车间开始投产了，生产的产品叫钛白粉，当时的产量极小。不过，随着锡矿产量的下降，这个小车间越来越受到重视，到上世纪70年代末，锡矿关闭，正式转为平桂钛白粉厂。厂子距离冯贤海的家只有600多米，门前的一条小河沟很快就成了厂子排放污水用的排污沟。
　　钛白粉，学名为二氧化钛分子式为2，被公认为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一种白色颜料，广泛应用于塑料、造纸、橡胶和化妆品行业。现在世界上生产钛白粉的工艺主要有硫酸法和氯化法。平桂钛白粉厂采用了硫酸法，即将钛铁粉与浓硫酸进行酸解反应，再经过水解、煅烧、粉碎等20多道工艺流程，最后产出钛白粉。中国涂料行业协会一位专家向本刊

记者介绍，相比氯化法，这一方法采用价低易得的钛铁与硫酸作为原料，大大降低了成本，但缺点却是生产流程长，水和硫酸消耗量大，排除废物多，对环境污染更严重。
　　冯贤海对这个在家门口的工厂并没有多加注意。虽然也曾发生过排污水涌进鱼塘导致鱼虾尽死、老牛掉进排污池被灼伤致死这样的事情，但最后都以几千块钱的补偿了结了。1993年，冯贤海的哥哥和嫂子，仅仅相差半年时间，先后因为得了肝癌和红斑狼疮而去世，当时还不到40岁，只留下3个不满10岁大的孤儿。也是在这一年，村里得癌症的人开始多起来，那一年死了3个，两个肝癌，一个肺癌。此后，每年至少有一位村民因为癌症而过世，在最集中的2003和2004年，每年都有4位村民死于癌症。他们之中，既有像冯贤海哥哥和嫂子这样的夫妻，也有像李喜本与李化敦这样的父子，还有兄弟、母女等等，一家人两人患癌，并不稀罕。
　　最先搬走的是钛白粉厂的工人们。当年建厂的时候，工人生活区就建在离厂子不足1000米的一个小山坡上，由于是国有企业，除了一排排老瓦房做宿舍外，还建了食堂、医院、市场等设施，当年集中了上千口人的生活住宿。1995年，就开始有工人陆续迁往几公里之外的水岩坝街上，持续到2004年，最后一批工人迁出，现在的生活区已经看不出昔日繁华的影子，除了几栋破瓦房卖给村民养猪之外，满是凋零之气。厂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给本刊

记者的解释是，当年搬走工人不是因为污染，而是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文化生活，但这样的说辞显然很难得到老乡们的认同。“就在村民患癌症越来越多的时候，工人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能不害怕吗？”
　　走还是不走，从那天起，这个问题就摆在了每一个牛车地村民心头。如果要走，往哪里走？怎么建房？有没有土地？如何谋生？这一连串的疑问，往往让刚刚鼓足勇气要搬走的人打了退堂鼓。像冯贤海这样从水岩坝迁过来的新住户还算好一点，他们急匆匆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虽然以前的土地没了，但毕竟靠着曾经的亲戚朋友，多少还能找到个落脚之地。可对于那些原住户来说，问题就麻烦了。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山区，想要找块空闲的耕地几乎不可能。
　　外出打工，这是绝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出走方式。30岁的李明化名，早在7年前就南下广州，跟哥哥一起打工，期望着能离开这个地方。但去年底，他们都回来了，李明还领了个河南媳妇回来，因为本地姑娘对牛车地谈“癌”色变。“单纯靠打工挣钱，在广州不吃不喝也安不了家，更何况父母慢慢变老，没等有机会从这个地方出走，就不得不被拽住了。”李明告诉本刊

记者。村里像他这个年纪的打工者，在外折腾了几年，绝大多数又回到了村里，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依然延续着老轨迹。远远看到一栋刚刚盖起的崭新三层楼房，为什么会在别人想办法出走的时候又回来建新房呢？女主人给本刊

记者的解释是：“自家建房不用买地，旁边还有庄稼地谋生，只能赌一把了。”
　　但是，在最靠近钛白粉厂的第五和第六村民小组，现在已经基本全迁走了，尤其是第六小组，除了留守的两户人家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常住户。朱观胜是2000年盖的房子，现在看来还很新，也是铁将军把门。他是牛车地自然村的负责人，当过兵，父亲又做过生产队长，多少也算小有能量的村民，可也没有多少出路。当年自己复员回来开荒开出来的几十亩山地，因为钛白粉厂要修路和扩大沉淀池被征用，每亩地只补了80块钱。坚持到2006年，眼瞅着身边的朋友因为癌症倒下，他“咬咬牙，再不能等了”，老两口搬到两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开起了小卖部。当然，也有一些人家出走后，在外无法坚持下去又重返村庄。朱云双的父母就算其一，即便他是村里最早的大学生，但在贺州市区的一份教师工作，终究很难负担得起全家的生活。父母在市区住了几年后，又返回了村里。
　　出走的高潮发生在2001年之后。那一年年初的一天，住在山脚下的朱远胜，突然发现自家门前的甘蔗地里翻出了一片猩红色污水，混杂着发黑的墨蓝色泡沫，散发出阵阵臭气。原因很快找到，是山那边的废水沉淀池发生了溃坝，钛白粉厂储存的污水直接流入了旁边的山洞。牛车地属于典型的岩溶地形，加之采矿的原因，造成地下岩洞通透，俗称“水岩坝十八水，水水相通”。这些污水通过地下连通的水道，慢慢渗透出来，庄稼和甘蔗枯死是小事，有人喝了家里水井的水也得上了皮肤病，后来当地环保部门来检查，8口水井中，有2口严重超标不能饮用，有3个锰超标、1个值超标。
　　恐慌随着这次溃坝事故迅速蔓延开来，村民们纷纷议论着那些年纪轻轻就死于癌症的生命，决定要向这家存在了20多年的工厂讨个说法。
　　身边的工厂
　　先是直接找到工厂，领导让他们去找政府；问题反映到上级政府，又石沉大海没了回音，最后，村民们还是采用了简单粗暴但却有效的方式——砍树堵路，双方对峙。这是他们与钛白粉厂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在前面的20多年里，这座工厂与村民几乎毫无关系，无论是工人招聘还是运输、生产，都是国企内部一手包办，每天他们只见到一辆辆满载工人的班车呼啸出没，至于生产的那些白色粉末到底是什么、做何用，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这次对峙，最后出面协调的还是政府，但却以警察抓人为结局。“十几个人被带走，有的关了三四天，有的七八天，”现在说起来，村民们还满是气愤和无奈。当然，付出这些代价也换回了一点回报，那就是钛白粉厂终于答应帮助村民解决吃水问题。
　　当年7月，钛白粉厂与牛车地村民代表签订生活用水供水协议，承诺用平桂钛白粉厂为牛车地176户村民安装自来水，丰水期每户供水21立方米月，枯水期每户供水14立方米月。工程还算顺利，当年9月就投入使用了。
　　只是，由水污染导致的土壤污染，显现的过程要更加漫长。朱远胜家的甘蔗总是刚出苗就枯黄一片，后来，他干脆从外面拉来一车车新土，在地里铺了厚达一尺的新土层，即便这样，甘蔗也只能达到以前一半的产量。他拿出厚厚一摞写给政府的反映信、申请信给本刊

记者，当年拍下的胶卷照片已经发了黄，直到溃坝过去3年才终于争取到了一定的补偿，按照每年每亩地400元的标准进行，涉及的土地面积只有完全不能种植的30亩。
　　第一个回合的正面较量以此结束。这也是村民和工厂之间唯一一次公开对抗，此后稍有零星摩擦，迅速出动的警察让村民们很快就失去了信心，“要么离开，要么就在这里等死”。
　　按照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答复，钛白粉厂的污染主要来自4方面，最大的是硫酸废水，内含悬浮物、氨氮等；另外就是废气污染，包括烟尘、二氧化硫和硫酸雾；还有固体污染，包括锅炉渣、粉煤灰、硫酸亚铁及含水石膏泥；最后还有噪声污染。但是，按照这份写于2010年10月的答复所言，从2003年开始，贺州市环保局对平桂钛白粉厂废水、废气的监测，均未超出相应的国家标准。初步结论：“从环保调查科学的角度出发，我局目前无法得出或者证明平桂钛白粉厂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是否与牛车地部分村民患癌症死亡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答复里也对此做了部分解释：“一方面，癌症的致病成因相当复杂；另一方面，环保部门缺乏此方面的专业医学知识。”这也正是牛车地村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只能把癌症的恐慌与身边的工厂联系起来，却无法建立直接有效的证据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林景星是国内最早关注地质环境污染的专家，早在2001年，他就一个人跑到陕西华县一个叫龙岭的村子，调查所谓“癌症村”的问题。后来这一研究持续了3年多，前后花费了数十万元，在完成了对当地土壤、水、所有农作物和村民头发检测后，林景星与他的团队才算得出了一份不容置疑的研究报告，确实证实了当地环境污染与癌症发病率之间存在关联。
　　林景星提醒本刊

记者，如果不是当初国土资源部大力支持，也不太可能完成这样的研究。“后来又不断有媒体上所谓的‘癌症村’找到我，但都因为经费的问题半途而废，如果只是简单的取样化验，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因为污染也是不均衡的。”林景星回忆说，当年他们在龙岭村的取样，为了达到更广泛的代表性，采用了网格式的方法，每隔5～10米就取一个样本。村民们对血液样本采集有顾虑，最后就改用头发样本，为了收集每个人的头发，他们甚至给前来配合的村民每人发5块钱。“癌症村不能随便叫，必须在环境污染、食物链与致病原因之间建立证据，才能证明。”林景星告诉本刊

记者。
　　现在看来，牛车地的老百姓们要完成这一步，几乎不太可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钛白粉行业在全球市场的兴起，平桂钛白粉厂的年产量也从以前的几千吨猛增到现在的25万吨，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国有企业和纳税大户之一。并且，钛白粉厂也确实添置了一套污水处理系统，据厂里工作人员的介绍，可以每天处理1500吨，然后再排往3个沉淀池。本刊

记者前往厂里采访的那天正好是周日，厂区里的1号沉淀池并没有污水储存，池底已经干裂，工作人员解释说是因为大部分经过处理的污水已经回收。但村民们的解释却是另一个版本，“白天不排，晚上才排”。同样让村民们不能信服的还有那3根大烟囱，虽说已经有监测器与环保部门实施了远程监控，但在厂区待了一小时，嗓子还是会明显感觉到干涩难受。
　　多年来的冲突和博弈，现在来看的结果显而易见。虽然后来在2007年，靠着国家扶贫款，当地又建起了另一套自来水饮水工程，但现在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还是不能让他们放心。尚且不说他们无法拿出环境污染与癌症发病之间的证据，即便是拿出了也是前途未卜。林景星主持的研究曾经两次得到总理批示，可按照他的了解，直到现在，当年的龙岭村仍旧没有多少改观，“政府说没有足够的空地安置，靠村民们自谋生路是不现实的”。牛车地的村民们也是如此，按照前述专家的说法，即便污水排放短期内可以达标，但受污染的土壤还是很难短期内恢复。因此，选择出走，成了他们唯一看得见希望的方式。■欢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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