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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单身母亲做器官捐献协调志愿者10年图1 2011年08月22日大众网齐鲁晚报 深圳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资料片)深圳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资料片) 深圳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资料片)
高敏(左)正在向市民宣传器官捐献。(照片由本人提供)高敏(左)正在向市民宣传器官捐献。(照片由本人提供) 高敏(左)正在向市民宣传器官捐献。(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报

记者刘彦朋“13岁男孩独自说服家人,捐出母亲的9项器官。”8月初,当这则消息在互联网上被疯传时,很少有人能注意到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名字。
  个头不高、肤色黝黑、每天背着一个重约10公斤的双肩包,里面全是捐献者和有捐献意向人的资料……
  这个来自山东商河县的40岁单身母亲,已经在深圳做了十年器官捐献协调志愿者。一直在深圳从吃穿住用行上接济她的妹妹说:“姐姐天生就是社会的人,她从没有属于家庭。”
  十年里,高敏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个器官捐献体制尚不顺畅、捐献法制尚需健全、捐献观念尚未普及的社会里,在高敏接触的每一例器官、遗体捐献背后,都难以用酸甜苦辣这些简单的词语来形容。
  14年前,高敏离开老家山东商河县,只身来到深圳,在妹妹家帮着看孩子。而她自己3岁的儿子,则被留在了老家。
  原本只是短暂的帮忙,可高敏没想到,她却因为各种意外留在了深圳。这14年里,她从做“保姆”、业余时间偷偷献血到做志愿者、义务讲解员,最后变成自己原本一无所知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2001年,第一次接触器官捐献的高敏发现,原来这个社会并不比她这个高中毕业生对器官捐献多了解多少。
  “别说跟我一样的老百姓了,就是有些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都拐不过弯来。”高敏说,有一次,她对深圳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说,能不能在他那里放一个器官捐献的宣传牌。院长吓得连连摆手:“不行不行!现在要是把眼角膜捐献出去,那不成瞎子了?下一辈子生出来,肯定也会是个瞎子。”
  如果说捐献者不理解,高敏会苦口婆心地去劝说,可是如果连医院也不理解,她能怎么办呢?
  “在国外,人员出了事故,属于病危无法救治的,警方只要查明他之前签署过捐献器官或遗体的协议,就可以直接通知评估和抢救团队的医生,然后再由警察通知家属,进行摘除手术。比如在美国,有50家专门的团队负责捐献者的器官摘除手术,他们都有直升机,因为一旦心跳停止,血液不流动了,很多器官很快就没了生命体征。”
  而高敏接触到的,有时候是家属同意,也签了协议书,专家团队也到了,医院却不敢提供手术室。
  “2009年2月11日,在中山市一家医院,一位叫郭光明音的患者要捐献多个器官,当时医生很配合,家属也很好,所有的情况都没问题。”
  到了第二天,正准备把患者推进医院的无菌手术室进行摘除手术。这家医院的医务科科长突然找到高敏说,“你怎么能证明家属说的话是真的,保证不反悔?如果捐献完,你们把器官取走了,家属以后来找我们怎么办?”
  高敏急忙跟院方保证说,家属填写了志愿书,肯定不会反悔。可那个科长还是怕家属以后会找医院。科长最后说:“随便你们怎么说,我们医院肯定不会提供手术室,我看哪个护士敢放你们进去!”
  最终,高敏只能又联系了中山市人民医院。“把患者拉过去进行摘除手术,另外一名已经就位等待移植的受益者,也不得不临时再转到中山人民医院,捐献者和受益者都转移完,已经是夜里11点多,前后耽误了十多个小时,万一出意外,这可是又一条人命啊。”
  “做器官摘除,一分钟都耽误不起”
  跟高敏接触时,最显眼的就是她瘦弱的双肩上,永远背着一个大双肩背包,拎一下,足足有十公斤沉。
  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资料,有捐献者的资料,有捐献意向人的资料,有高敏自己的各种证件……这些,都是高敏拿经验、血汗和教训换来的。
  2009年,深圳一个20岁的小伙子因为被爹妈说了几句,喝了农药,一直没抢救过来。到第六天晚上,家属找到高敏,提出想捐献器官。
  高敏赶紧赶过去,医院先是检查她的身份证、志愿者证,但志愿者证上没有照片,医院说这些没法证明高敏的身份,最后还是从网上查到高敏是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他们才相信了。
  “我是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工作,但我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就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境地。我是器官捐献协调员,为红十字会干活,却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弊端是:我没有合法的身份,人家开始不信任我;但也有好处:我是志愿者,与器官捐献没有利益纷争,他们又相信我。”
  而深圳这名小伙子的父母也是前前后后犹豫了两个多小时,才决定捐献器官。
  家属填了资料签了字,孩子已经没了呼吸,器官捐不成了,只能捐眼角膜和遗体。高敏又回到办公室拿资料,重新签署。等医生取完角膜,送到太平间,工作人员准备登记时,一听说是喝农药死的,属于意外死亡,必须报警,由公安机关证明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高敏一时蒙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就主动报警了。结果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调查发现,人死在福田区的一家医院,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但其居住地是在另外一个辖区,属于罗湖区公安局管辖。
  “这一下又涉及两个区的公安机关,先是两个区分局联系,然后再让两区的派出所联系,这时候家属彻底忍不住了,一甩手就走了,他们觉得做点好事真难,一摊子事都交给我办。”高敏苦笑着说。
  最终,太平间又让把遗体送到殡仪馆,但当时找不到车,高敏说,后来是一位志愿者用私家车把遗体送了过去,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1点。
  让高敏忘不了的还有深圳一对老夫妻,老两口退休后移民去了美国,刷了十年盘子,也拿到了绿卡。但他们又回到了深圳,觉得还是祖国好,不想再回去了。可在深圳,他们的户籍已经没了,两人无处落脚。就这么过了两年,他们想回美国也回不去了。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国家,成了“黑户”。
  后来,老太太患了脑瘤,一直跟高敏联系,想捐献遗体。“但因为她没有户籍,两个孩子也都在国外,到殡仪馆都没法火化。他们就把在美国的绿卡和移民时的手续交给我保管,我现在就随身背在包里,一听到不幸的消息,立即赶到他家去。”
  “这也是我为什么整天背着这个10公斤的背包,整天穿着登山鞋或运动鞋的原因。这样可以随时接到患者家属电话,我就能立即赶过去。咱们国家是以没有心跳、呼吸停止为死亡的判断标准,这就要求在他停止呼吸的最短时间内,为其进行器官摘除,有时候一分钟都耽误不起。”说这话时高敏显得有些无奈。
  他不知道,妈妈其实是这个城市的骄傲
  在高敏的相机里,存着所有通过她捐献或即将通过她捐献的捐献者的照片。“这个18岁的孩子,是壮族人,到河里去游泳,却再也没上来。他父亲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最终觉得既然儿子这么喜欢深圳,就把儿子遗体留在了深圳,捐献给我们。”
  “每天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好在妹妹理解我,她说你想做志愿者就做吧,你不是属于咱们家里的人,你是属于这个社会的。”
  有一年,深圳市搞了一场给外来建设者送机票回家过年的活动,也给了高敏一张,但高敏没有回去。在高敏经常去的献血站旁边的天桥上,有个乞丐叫住她问:“大姐,不是给你机票了吗?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高敏很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人。这个陌生的乞丐对她说:“大姐,我叫你哪,放心,我跟谁要钱,也不跟你要钱,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啥情况。”
  听到这话,高敏说自己“心里特别热乎”。
  “鱼翅燕窝,是一顿饭,粗茶淡饭,也同样是一顿饭,有时候忙起来一天不吃饭。有时候上公交车,司机都不跟我要票。”高敏说,正是通过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她在这个原本陌生而发达的城市,反而找到了她一直追求的无价财富和亲情。
  这几天正赶上深圳举办大运会,高敏17岁的儿子被她从老家商河县接到深圳,成为大运会的一名志愿者。
  儿子一直以为,妈妈是这个发达城市一个没有工资的最底层人员,他却不知道,其实妈妈是这个城市的骄傲———根据统计,截至捐献者殷小利,深圳市共有眼角膜捐献455例,器官捐献59例,遗体捐献38例,其中仅遗体一项经高敏协调成功的就达36例。
  小丁接着问:“那你每天看见这么多生死离别,怎么能够做到坦然?”
  “我也做不到刚碰上难过的事情,很快就能放得下。有时候我也想来想去想不通,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去血站,在献血现场跟大家大声说笑,看见这么多人因为我的解释,他们愿意献血,愿意帮助别人,一些放不下的难过的事,慢慢就想开了,你现在做不到坦然,这很正常,只是需要时间,需要你把这些憋在心里的话倒出来。”高敏回答。
  “我不后悔捐献,我只是想念妈妈。”小丁喃喃地说。
  “他理解我说的国际惯例,如果器官受益人签署了私密协议,不想把自己的信息透露给捐献人家属,医院和红十字会就必须遵守他的意愿。但我看得出来,小丁还是从心底想知道,妈妈的生命到底在谁的身上得到了延续。”高敏说。
  8月18日中午,正要吃午饭,一直喜欢奥数,梦想着成为数学家、物理学家的小丁,突然问叔叔和高敏:“我将来当医生,是不是可以更直接地帮助到更多的人?”
  后记:
  丁思成自己并不知道,8月3日,就在妈妈器官捐献的当晚,殷小利的肝脏已经移植给一名48岁的广东籍男性肝癌患者。手术从当晚10时多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手术情况良好。
  另外两个肾脏分别移植给了一名29岁女性患者和一名55岁男性患者,这两人都是尿毒症合并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由于眼角膜可保存时间比肝肾更长,所以目前还暂放在中山医院眼科中心,等待移植到合适的患者身上。此外,留在深圳的四块半月板在适当的温度下可保存3个月,届时也将移植到合适的人身上。
  殷小利的器官,将最终帮助9个人重新获得希望。欢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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