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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道德底线，“我”当何为1 2011年10月18日大洋网广州日报微博
　　守护道德底线，“我”当何为
　　看客心态是道德之癌
　　“小悦悦”被碾后，与司机逃逸一样触怒公众的，是“看客”的冷血。
　　鲁迅先生说：“直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从“小悦悦事件”看，“真的猛士”还真不少！在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面前施施然绕过，不是铁石心肠还真做不到。
　　鲁迅先生曾在小说《药》《阿正传》里对国人的“围观情结”及“看客心态”作了无情鞭挞。那些伸长脖子围观革命者被砍头的场景，曾深深刺痛国人。
　　粗略探究“看客心态”的历史滥觞，儒家传统还是主张见义有为的。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说“仁者必有勇”。孔子主张勇敢与美德同在，见穷困落难之人，顿生仁慈之心，关键之时出手相助，此为仁勇；伸张正义，敢为民请命，疾恶如仇，敢打抱不平，叫义勇。
　　只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几乎未把子民当“人”看待，百姓命贱如草，生杀予夺，遑论人格、尊严？缺乏必要的精神内涵，作为一个“人”，他自己都是不完整的，要他以“人”的仁义之心尊重、关心周围的“人”，岂非缘木求鱼？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社会价值、公共道德的正面倡引，使得社会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当社会进入市场经济阶段，旧的规范、秩序悄然变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伦理、秩序又未能适时生成，转型的“空窗期”，个别场合下难免出现暂时性的道德失范。可以说，社会“看客心态”的复萌，或多或少与转型期心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有莫大关系。
　　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的重构，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层面、长时间的介入。
　　（连海平）
　　给做好人创造环境
　　18个路人的冷漠，折射了今天社会所呈现的信任缺失。
　　我们所受到的道德教育都是鼓励人去做好事。但必须认识到，传统道德所面临的是一个“熟人”社会，做好事的社会风险很小。而如今人们处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做好事很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特别是在“彭宇案”后，人们在做好事前首先要排除“恶”的可能，更多心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从众心理。
　　第19个路人——拾荒阿姨的出现，才挽救了文明的最后颜面。我不否认这个社会还有好人，但一个值得揪心的问题是：为何会是拾荒者才保留着最朴素的良知和人性？难道我们受教育越多，对社会认知度越高，就会丧失对道德的最基本价值判断？
　　不幸，现实中很多实例确实如此演绎。当制度、规范及其执行机构在实际运行中出现错误，甚至失序时，其传递的信号往往是致命性的，“彭宇案”即是明证。“做好人为何那么难”？是因为有些时候做好人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反而会惹祸上身，于是不想做好事的人继续冷漠，不敢做好事的人也就心安理得；想做好事的人要考虑后果，敢做好事的人则是凤毛麟角。
　　道德的失范、信任的缺失，已经威胁到最正常的社会人际交往，如何重塑道德规范、修复社会信任？归根到底，还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须给做好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给做“恶”者以严厉的惩罚，才能慢慢地让人们重拾丢失的良知和人性。
　　当前，应以信用制度的完善为突破口。这种信用，不但包括政府公信力，也包括个人信用。有了起码的信任，不敢扶老、见死不救的“社会病”方能找到一剂药方。
　　（子在渊）
　　批评别人冷血
　　我们也应自省
　　广佛千万民众牵肠挂肚的小悦悦还在中与死神搏斗。面对这一悲剧，我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价，似乎都是错的。
　　当然，高举道德大旗，痛斥社会冷漠，看起来最正义。但是，这件事真的如此简单？
　　刚才我说“广佛千万民众牵肠挂肚”，应该没人有什么异议。确实，无论是谁，看着报纸电视上的关于小悦悦的报道，都会义愤填膺。然而，那18位“冷血看客”也是“广佛千万民众”的组成部分，他们若看到别的类似事件，大概也会跟着“痛斥”几句吧，但为什么事到临头，就把头缩回去了呢？
　　这就是我们的道德困境。面对此情此景，有媒体喊出了“他们令××蒙羞”的口号，初听起来，确实很解气。但另有智者在微博上发问：谁是他们？
　　对啊，他们是谁？把社会上的人分成“我们”和“他们”，“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好人，似乎这样“我们”在面对惨剧的时候心里就会舒服一点。可是，19个路人中有18个冷血，我们怎么能保证自己不成为1／18，要知道，在小悦悦的故事里，成为“好人”的概率，比得上乙肝还要小。
　　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批判“他们”，其实是人类在面对危机之时一种鸵鸟式的本能反应。但只有批判、没有自我批评，终究会落入“手电筒思维”的陷阱——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另一位微博上的朋友说得更好：“将自己之外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与己相关，一类与己无关。对自己相关者怀有爱与温暖，但对与己无关者却是漠然，仿佛他们并不存在。我就是这样生活着的。根本上来说，我就是那18个路人之一！”
　　这样的自省，是不是比高高在上地痛斥“他们”，更有价值？（高延晶）
　　引入“照顾义务”
　　促成“守望相助”
　　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佛山两岁“小悦悦”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无比沉重的符号，法律不能再默然。
　　首先是必要性。当前社会具备转型期社会的普遍缺点：信任缺乏与物质主义。这主要源于“熟人社会”快速步入“陌生人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带给人们空前的物质利益渴求。“陌生人社会”容易走向“冷漠社会”，而过度的物质主义，可能导致礼崩乐坏，人们往往不以平等生命体互视，而是以尔虞我诈的利害关系互相定位。“陌生人社会”和“物质主义”本属过渡型社会形态，但它一旦缺少引导，就有可能令社会良俗陷于泥淖。
　　其次，当现有的道德调整力量，已经不足以引导社会风气从善，甚至纵容“反社会”、“反人性”的恶行时，法律就必须介入，帮残存的道德力量一把。社会化立法过程一再证明这一规律。法律是上升为法律条文的道德规范。法律与道德之间固有的关联，决定在道德沦陷时法律可以大显身手。“小悦悦”事件已经冲破了人类所能拥有的道德和社会底线，唯有法律介入，方可借助法律的引导、教育、惩戒、褒贬等功能，弘扬“见义勇为”美德。
　　第三，“熟人社会”是个“无侵权”社会，而“陌生人社会”是“侵权型社会”，社会契约把人人视为签订了一份“照顾他人”的合同，违反此义务就得承担侵权责任。法律的任务是一方面把“照顾义务”视为侵权法中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一方面厘定“合理人”水平，也确定免责与担责范围。例如，在“小悦悦”事件中，占道商铺是否没有对行人尽到“照顾义务”，从而侵害了行人在人行道上安全通行的权利？“小悦悦”走上车行道，市政管理机构是否没有尽到“照顾义务”，在可预知的风险面前没有在人行道上设置护栏？行车的司机是否没有尽到“照顾义务”，在低速区和人流密集区，疏忽大意，造成损害行人的事故？而行人是否对“小悦悦”有“照顾义务”，在小孩明显处于危险之时，在可以不妨害自己安全之时，或报警、或紧急救助生命、或在现场做好保护工作？
　　西方国家从商业社会形态出现时，就引入“照顾义务法”，视照顾义务为法定义务，以应对新的社会道德挑战。“照顾”也见于中国道德价值，“邻里守望”就是中国“熟人社会”的核心美德。中国正逐步摆脱小农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化的“商业社会”。从这些视角上看，我们理应推出“照顾义务法”，以建立网格化互助互守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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