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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车间20名工友14人相继去世疑因剧毒污染物1 2011年11月18日1144南方周末微博
郭汝中站在昔日的工作车间前，车间现已废料成堆。（毛达图）郭汝中站在昔日的工作车间前，车间现已废料成堆。（毛达图） 郭汝中站在昔日的工作车间前，车间现已废料成堆。（毛达图）

　　同车间20多名工友，已有14名莫名罹病去世。一个极端的污染案例揭开了多氯联苯的全国遗毒。为何全球通缉却在中国治理缓慢？为何全国封存却见非法拆解？为何与公众息息相关却不公布封存点信息？
　　与二恶英、滴滴涕齐名，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全球禁用的污染物——多氯联苯，四十年后，依然遗毒中国。
　　身患鼻咽癌的老电工郭汝中怀疑自己是受害者。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统计的同车间20多名工友中，已有14名罹病去世，“癌症9人，肾损害2人，神经疾病1人，心血管疾病2人。”
　　“这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极端的职业暴露个案。”多位与郭汝中接触过的环境学者分析说，作为世界公害史中最声名狼藉的化学污染物之一，被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禁用，“是能通过内分泌和遗传系统的变异、祸及子孙的遗患。”
　　1965年至1974年间，中国曾生产了约1万吨，贻害远未消除。“由于危害并不直接，其严重性一直受到忽视。”有学者评价说，虽然禁用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自2004年对中国生效，但治理依然缓慢。
　　而与公众安全息息相关的封存点信息依然罕有公开。而伴随非法电子拆解和部分封存点的泄漏，污染通过土壤和地下水播散，阴霾正挥之难去。
　　近日，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启动对持久性有机污染从生产、流通到处置的全过程监管。
　　最极端的职业暴露
　　年逾花甲的郭汝中已孤独地探寻了20年。他和工友们越来越坚定地将祸首指向。
　　1971年，年轻的郭汝中分配到原铁道部四川资阳机车厂现南车集团资阳机车有限公司铸造分厂精铸车间时，正是含电容器在中国的生产和使用的高峰。
　　主要以封闭方式用于电容器。来自国家环保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65年到1974年间，中国共生产了47万台此类电容器，除电力系统外，许多被用于大型非电力工业企业，如今仍有至台在使用。
　　“全厂前后至少进了超过500台。”郭汝中说。破损电容器维修很快成为重要工作。“当时为了争夺红旗班组，大家还抢着值班擦洗破损的电容器。”
　　日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正是危及工人健康中的致命一环。
　　没有人意识到多氯联苯的强毒性，修理过程无任何防护措施，擦洗、烘干、修补都是徒手进行。下班后，大家涂抹三四次肥皂、冲洗几次都消除不了难闻的苦杏仁味。
　　噩梦始于1970年代末，一些工人开始出现治不好的皮肤瘙痒。郭汝中“老觉得肝区被塞进了一个东西”，而此时老同事大多已患上肝肾、神经性、皮肤等疾病。
　　郭汝中后来发现，这几乎完全吻合的全部危害特征：“致癌物、易造成脑部、皮肤及内脏的疾病，并影响神经、生殖及免疫系统。”
　　1986年，当发明电容器修理新工艺的工厂劳动模范杨林昌第一个因癌症去世时，没有人知道厄运将接二连三地降临：1990年，郭汝中被确诊为鼻咽癌，紧接两年时间里，就有4名工人被癌症夺去生命。
　　“仅一个小小的精铸熔化、浇铸现场，人员配置总数不到20人，1995年时就已有13人死亡。”其中，有两名年仅20多岁。在郭汝中有多名同事作证签名的调查笔记中，活着的工友有3人现患癌症，肝病患者10多人。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1980年代新进入精铸车间的工人则无此遭遇。
　　中科院院士徐晓白、研究员储少岗、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余刚等人都成了郭汝中拜访的对象，他怀疑过石棉、稀土、塑料制品、电磁辐射污染、绝缘材料等，最终把怀疑重点锁定在。1993年出版的《常见有毒化学品环境事故应急处置技术与监测方法》是他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到相关权威信息”。他愕然发现，原来在1991年，国家环保局就已明令禁止的生产和使用，并要求封存含的电容器。而更早的1974年，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就已下达生产禁令。
　　郭汝中很快找到当地相关部门。但令他惊讶的是，当时资阳所有的劳动安全、卫生防疫、环保部门竟无人知道，“对主要的管理部门还要提供复印的资料和法规”。
　　工厂内破损报废的电容器更是到处乱扔。1995年，他向国家环保局局长用挂号信寄去了有关资料和八张污染现场照片后，工厂才把十多处乱放的近百只破损电容器匆忙收集运走，“但直到1996年铸造分厂还有312只这种电容器在使用。”
　　“机车厂的这位老师傅指郭汝中确实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资阳市环保局副局长陈家林说。工厂后来将换下的249只电容器封存在山洞，在2009年已与部分受污染土壤全部清运至天津进行危废处理。
　　全球迁移，遗祸三代
　　通过父亲在台湾的朋友帮助，1979年的台湾“米糠油”事件进入郭汝中的视野。这时他才知道，自从1881年人类首次于实验室合成后，对其毒性的质疑就一直没有停止。
　　1936年，发生在纽约哈罗威克斯公司的病例揭开了的毒性之谜。当时暴露于的三名员工死亡，其中两名发现有严重的肝损伤。
　　1969年加拿大一项研究表明，容易随食物链递升而大量富集，鱼类的含量为湖水的83万倍，食鱼的水鸟则高达2500万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说，人作为食物链中最高级的动物，处于最危险境地。
　　震惊全世界的日本“米糠油”事件则首度吸引了大众的关注。1968年，1800名日本民众因摄入受污染的米糠油，导致大范围中毒。该事件甚至产生了一个日语新词汇“油病”。
　　1979年台湾2000名民众的遭遇如出一辙。学者对受污染母亲所生子女跟踪研究后发现，四分之一儿童因受呼吸道感染而于四岁前离世。当发育至八岁，仍有部分儿童出现指甲畸形、慢性中耳炎和支气管炎病症。“研究证实的危害效应已经传递到受害者的第三代。”余刚告诉南方周末

记者。
　　资阳的案例或许相似。郭汝中告诉前来探望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无法生育或畸形儿的出现，已成了老工人们的梦魇。
　　关于毒性的证据在不断增加。中科院院士徐晓白和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毕新慧发现，从北极的海豹到南极的海鸟蛋，甚至从美国、日本和瑞典许多国家的人乳中均检测出。毕新慧告诉南方周末

记者，正是由于其低溶解性、高稳定性和半挥发性，能够远程迁移，才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
　　2009年，由于检测发现罗讷河和索恩河的生物多氯联苯含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标准，法国罗讷省政府发布公告，禁止人们食用从这两条河流里捕捞的鱼类。
　　更糟糕的是，“它的降解甚至比滴滴涕还要难。”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曾永平研究员对南方周末

记者说。
　　封存点为何不公开
　　然而，由于国内罕有相关病理学研究，这种毒性极深的污染物一直远离公众视野，如同幽灵般存在。
　　“1991年国家环保局和能源部就联合要求加强管理，禁止出售、收购、拆解，要求封存和清单调查。封存还需要省级环保部门批准。”郭汝中说。但就他多年观察，这一规定在斯德哥尔摩公约2004年对中国正式生效前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多位专家称，电力系统的调查相对完善，处置也相对合理，非电力系统企业的含电力装置去向和处理最让人担忧。
　　由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刘新会教授等人于2008年共同编著的《中国削减处置初步战略研究》显示，中国生产的约1万吨中，其中9000多吨为含三氯为主的3，主要用于电容器，其余1000多吨以五氯为主5。
　　与电容器特定使用范畴不同，5则以开放方式用于油漆等常见物中，“开放式使用的已流失进入环境介质。”研究报告说。
　　生产企业、电容器厂、油漆厂大多位于大城市，如西安、上海、苏州、广州、天津、大连等地。
　　“中国生产的含电容器，估算仍有至台在使用，其中1018台已被核实，主要集中于非电力系统。”刘新会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消除污染的工作进展缓慢。“文革时期的混乱造成记录缺失，为清单调查带来了很多困难。”余刚说，许多非电力企业甚至连清单调查也很难完成，遑谈追踪电容器去向。“几乎每年都做，但罕有新的数据。”中科院研究员郑明辉说。
　　甚至拥有作为履约项目、与世行合作“中国管理与处置示范项目”的浙江省，其治理工作同样困难。“原定是2006年至2009年完成，但现在已决定延至今年年底。”浙江省环保厅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宇介绍。
　　尽管总投资已超过亿元，资金仍在掣肘。张宇承认，的治理成本高昂，每只电容器处理需要3万元，而每吨土壤则要3千元。
　　浙江省环保厅向南方周末证实，根据浙江省的清单调查，确定的含电容器封存点有43个。“有的在闹市，有的在远离人烟的山洞；规模也有大有小，大的两三百只，小的只有两三只。”张宇说，“目前已经完成了2个，年底前争取完成10个点。”
　　对于浙江省内具体的封存点，多位官员均以担心引发不必要的恐慌为由拒绝透露。参与台州峰江项目处置的浙江大学副教授沈超峰同样以保密要求为由婉拒了南方周末采访。而参与世行示范项目运作的杭州大地环保公司的项目经理魏丽也以公司签有保密协议为由拒绝透露。
　　而更多省份的封存点依然是个谜。多位学者告诉南方周末，环保部近年来一直在实施清单调查，但罕有公布。按照原先的计划，“2010年组织实施全国清单初步调查并完成示范省清单，确定治理的第一阶段清单。”这一工作目前基本完成，但未见公布。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2004年正式生效，中国是缔约方之一。公约要求缔约方严控，首批包括12种，被称为“肮脏的一打”：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滴滴涕、七氯、氯丹、灭蚁灵、毒杀芬、六氯苯、多氯联苯、二恶英和呋喃。与常规污染物不同，极难降解，会在全球迁移，并沿食物链浓缩放大，不仅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性，而且还会干扰内分泌，影响数代人。
　　正在泄漏的定时炸弹
　　“中国的部分电容器封存点已经出现了泄漏状况。”多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专家承认，加快履约进展刻不容缓。
　　“电容器就像一颗化学定时炸弹，我们需要重新进行检查，确定当时封存填埋的方式是不是符合标准。”厦门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吴水平说。他刚刚发表的以资阳机车厂为采样的研究论文发现，其采样的土壤检测值远远超过了2009年机车厂电容器处置报告所附的合格数据。
　　“这说明当地应该有比较严重的泄漏，机车厂依然是一个潜在的污染物，应该引起重视。需要进一步稽查。”吴水平说。
　　刘新会则以不点名的方式称，研究发现“在某些受污染区域的牛奶和鸡蛋等食品的含量确曾超过国家标准，人的血液和母乳中含量也比正常人群高”。
　　受害的绝不仅仅是封存点附近居民。浙江省环保系统人士称，台州市在1989年曾发生过两起非法倒卖、拆解数千只含的电容器案件，一度惊动了中央。
　　“当地农民从各地收来各种型号的废旧电容器，运回本地拆解，将里面的铝箔材料重新加工后出售，多数销往广东一带作迷信用品，少量被用于食品包装。这些铝箔不乏经浸渍，残留量不低，拆出的含油液则卖给橡胶厂作添加剂，或被当做拖拉机燃油。”知情者引述当时的报道说。
　　虽然办案人员当时就曾将受油液浸润严重的地皮刨去一层15厘米厚、重约5吨的泥土，但多年以后，研究人员依然发现了该地潜在的威胁。
　　资阳机车厂佐证了废弃电容器的非法流失。郭汝中说，不包括已封存的电容器，1996年厂内尚在使用的就有312台，但2009年进行清运处理时，却只有249台，莫名遗失了60多台。
　　唯一可值得庆幸的是，当年中国对的研究与国外同步，产业还未来得及大规模扩大就被叫停。“当时中国工业能力落后，反而因祸得福，比国外治理的压力小得多。”郑明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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