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解读安徽丙肝疫情：村级卫生所成监管死角1 2011年12月07日0125法治周末
　　从11月中旬开始，位于豫皖交界的安徽省涡阳县和河南省永城市相继暴发丙肝疫情，以儿童为主的感染人数不断增加。这些丙肝患者曾经集中在一家农村卫生室看病，疫情可能与注射器针头重复使用有关。无论这是不是此次丙肝疫情暴发发的源头，但由此暴露出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令人担忧
　　法治周末

记者郭绪孟伟阳发自河南安徽北京
　　出租车司机姜明的妻子这几天总是要求他别在外面吃饭，宁可少拉活赚钱，也要回家吃自己炒熟的菜，“就是怕传染上丙肝”。
　　11月29日，罗华带着女儿到安徽省涡阳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女儿被传染上了丙肝。接下来，被传染丙肝的病例在涡阳县不断增加。
　　丙肝疫情突然暴发的消息，从这个位于豫皖交界的小县城立即传遍全国。
　　从11月17日至12月1日，该县累计初步筛查1758人，发现丙肝抗体阳性105人。于此次感染的人以儿童居多，确诊患者已经分别被送往合肥、南京等地接受治疗。
　　涡阳县人民医院连日来人满为患，多数是儿童家长带孩子前来挂号采集血样，看是否感染了丙肝，他们大多都是从丹城镇及周边乡镇赶来的。
　　从2011年11月中旬开始，安徽省涡阳县、河南省永城市这两个地区相继暴发丙肝疫情。截至目前，已有200余人感染。
　　河南打针安徽感染
　　涡阳县位于安徽北部，与河南永城交界。连日来，丙肝聚集性感染让全县老百姓生活在恐慌之中。
　　涡阳县卫生局上报的疫情通报显示，据初步调查，此次疫情中发现的丙肝阳性者均在临界的河南省永城市马桥镇沈楼村卫生室接受过静脉推注治疗，疫情可能与注射器针头重复使用有关。
　　感染丙肝是否由该诊所引发，还需要官方调查和相关证据支撑。
　　无论传染源在哪里，多位医学专家称，此次疫情应该与不规范的注射有关。基层医疗系统卫生安全如何监管已成为医改路上的一道难题。
　　相关专家同时指出，长期以来基层卫生人才的缺乏，或是这次丙肝疫情更深层次的原因。
　　事实上，涡阳县居民大规模丙肝疫情早在11月中旬已经被监测发现。
　　涡阳县卫生局副局长李健告诉《法治周末》

记者，县疾控中心在11月17日通过疫情监测网络监控发现4例丙肝疫情，均来自丹城镇老天村，18日，卫生局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核查并逐级上报。
　　涡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牛传喜向

记者表示，11月17日起，就陆续有家长带着孩子到涡阳县人民医院检查丙肝指标，每天都有百人左右，最多的一天有两百人。
　　丹城镇老天村张银平两岁的儿子就是第一批被检查出患有丙肝的。确诊后他带着孩子来到了合肥，从11月17日在安徽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至今，在此期间，医疗费已经花去了1万多元。
　　据他介绍，老天村位于两省交界，距离永城市马桥镇沈楼村卫生室只有两公里路，村民遇到小孩感冒、拉肚子等小病都习惯在此治疗。
　　家住石弓镇后寨村的罗华就是在11月29日带女儿罗娇到医院化验，结果被诊断为感染了丙肝，现在涡阳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石弓镇李楼村刘芳利也是同样在一周前带女儿宋慧来检查，结果呈阳性，被确诊为丙肝。
　　刘芳利告诉《法治周末》

记者，听同村一位家长说自己孩子在附近的马桥镇沈楼村卫生室注射治疗后得了丙肝，“我也在那个卫生室为孩子看过病，并进行注射治疗，所以来医院化验，没想到，一化验，真的得了这个病。”
　　“女儿才4岁，当天检查后，我问医生这种病好不好治？在得到非常难治的答复后，我一下子就懵了。”刘芳利称。
　　刘芳利和罗华均向

记者证实，沈楼村卫生室医生吴文义在给患儿注射时，根本不换针管，他们怀疑孩子可能因此染病。
　　到12月1日，安徽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已经接治来自涡阳的6个小孩在这里治疗，全部是丙肝患者。
　　一位家长拿出医院出具的一份生化检验报告单显示：4岁的孩子谷丙转氨酶指数为“594”，而参考值为“040”；谷草转氨酶指数为“402”，参考值为“037”。
　　据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11月30日晚发布的消息称，“截至11月29日12时，在涡阳县丹城镇丙肝聚集性疫情中，共有76人初筛检测丙肝病毒抗体阳性”。
　　而涡阳县卫生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到12月2日，已经累计初步筛查1758人，丙肝抗体阳性105人，目前有8人在涡阳县人民医院治疗。
　　涡阳县卫生局信息称，经走访该村丙肝阳性患者，这些患者均无输血、献血和手术史，发病前两个月内无丙肝患者接触史，患者家庭中也没有丙肝病人或疑似病人。
　　丙肝患者中，大部分来自涡阳县丹城镇和石弓镇，此处与河南毗邻，丙肝疫情在该地不断蔓延升级。
　　据李健介绍，发生丙肝疫情后，县里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丙肝防控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救治防控组、应急稳控组、业务指导组等六组。
　　11月25日，涡阳县卫生局通过亳州市卫生局，将疫情逐级上报至省卫生厅。
　　亳州市卫生局向省卫生厅的汇报材料说：“该县疾控部门调查发现，这些感染者均曾不同频次到苗浅村沈楼村卫生室所在地吴文义诊所接受静脉注射治疗，群众反映该诊所医生治疗时不更换针头针管，连续给就诊者静脉注射药物。疫情可能与该诊所的不安全静脉注射药物有因果关系。”
　　涡阳县卫生局同时将这一情况向河南永城市卫生局进行了通报。
　　河南永城市卫生局立即对马桥镇6000多名居民进行流行病调查，截至11月28日，发现104例丙肝抗体阳性，确诊6例丙肝患者。
　　据有关资料显示，70的丙肝感染者是因为使用血制品不当或者在小诊所进行侵入性检查治疗、共用针头静脉注射等原因感染。由于丙肝病毒有可能导致肝脏发炎并产生疤痕，导致肝脏功能减弱，甚至引发肝硬化、肝腹水等后果。所以，一些感染了丙肝病毒的儿童家长对此忧心忡忡。
　　河南方面的不同说法
　　“接到涡阳县卫生局的通报后，我们初步调查，吴文义不是村医，没有在市卫生局备案，但村卫生室是合法诊所，吴文义的儿子吴少华是负责人。丙肝感染是否由该诊所引发，还需要调查取证。”永城市卫生局副局长左玉安接受《法治周末》

记者采访时称。
　　河南省卫生厅11月29日下午对该事件进行回应称，接到安徽省关于涡阳县丙肝感染事件的通报后，因安徽方面调查怀疑与永城市马桥镇一诊所不规范注射有关，卫生厅立即组织调查组赴永城市调查核实情况。初步查实，今年以来，当地在该诊所内进行静脉注射的患者共151人，目前正进行逐一拉网式调查，即日将作出调查结论。
　　安徽省卫生厅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计国平表示，血液传播是丙肝最主要的传播途径，特别是注射吸毒时共用针具，或输入被丙肝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制品，使用被丙肝病毒污染、且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以及医疗和美容器械等都能导致病毒传播。
　　根据专家的说法，不卫生的注射治疗是传染丙肝的主要途径之一。
　　12月1日，《法治周末》

记者来到马桥镇沈楼村卫生室，卫生室门口聚集着很多前来看病的附近村民，但卫生室内却空无一人。
　　卫生室上下两层楼，装修一新，上面悬挂着马桥镇沈楼村卫生室的牌子，负责人是吴少华。
　　“沈楼村卫生室刚刚装修，牌子是新挂的，以前没有挂牌，也比较简陋，卫生条件差。我们村90以上的孩子都在吴文义那里看过病。”丹城镇最早发现疫情的老天村一位村民如此描述。
　　多位受访患者家长证实，在吴文义配药时，一个病人输液结束后，就直接从空瓶子上拔下输液器，转手插到另一个患者的输液瓶上。“给患者注射治疗时，从来不换针头。”
　　但这一说法，在

记者采访期间，当地村民并不认同。
　　据来此看病的村民称，村医吴文义在当地很有名气，特别是治疗发烧、拉肚子等疾病，只要静脉推注一次，再吃点药很快就能痊愈。大家都叫他“一针灵”。
　　

记者在涡阳县、永城市附近调查发现，吴文义“医术高超”的名声远近皆知。
　　附近居民称，62岁的吴文义行医已有3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苗浅村人。1968年，吴文义被村里选中，前往乡里的卫校进修。一年后，吴文义进入马桥镇卫生院学习，此后回村做赤脚医生，1999年，吴文义的诊所搬进了现在的卫生室。
　　对于注射不换针头的说法，吴文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坚决否认：“我这里使用的都是一次性的，一人一管，几分钱的东西，我犯得着这样吗？”
　　

记者采访期间，村民们聚集在卫生室门口，等待吴医生复诊为他们看病。对比现在的停诊待查，人们依旧记得几天前就医者还挤满了院子，排队待诊的情景。
　　苗浅村村民吴女士称，她在诊所打针时，都是亲眼看到每次更换新的针头，每次使用过的一次性针管都扔进了垃圾桶。“卫生是最好的，没有发现不换针头的现象。”
　　现场的多位村民也证实了上述说法。村民们称一直很相信吴文义医生，“因为有丙肝患者质疑，就让当地村民无法看病，这对患者和医生有些不公平，希望卫生室能早日复诊。”
　　针对永城市卫生局认为吴文义不是村医没有备案的说法，河南省卫生厅一负责人称，该诊所原本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即是吴文义，近期才变更为他的儿子吴少华。
　　一个事实是，吴文义在农村行医40年没有间断。那么，吴文义的行医行为是否合法呢？河南永城卫生系统至今没有最后定论。
　　而所有丙肝患儿家属一致将矛头对准该诊所，认为孩子患丙肝是因在该诊所不卫生注射所致。
　　目前，河南省卫生厅已经组成专家组进驻永城，对沈楼村卫生室进行调查和丙肝疫情检测。
　　河南省卫生监督局党委书记刘宏兆接受《法治周末》

记者采访时称，经初步检查，共问询了今年在马桥镇沈楼村卫生室进行治疗的患者151名，目前还没有人指证吴文义反复使用注射针头，现在，调查仍在继续。
　　刘宏兆说：“针对群众反映针头重复使用的情况，从现场检查情况没有发现，正从其他方面调查进行印证。首先要对再次诊治的患者进行流行病调查，然后。要从卫生室药物材料的购进渠道上、使用的数量上来计算，印证是否重复使用。”
　　而据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推测此次丙肝感染可能是河南永城这家诊所所致，但最终的结果需要医学检测作为判断依据，即患者体内的病毒样本与诊所针头或药品上的病毒样本一致，或者是安徽与河南两地患者的病毒样本一致，且都有在诊所就诊经历。
　　目前，卫生部专家已经抵达涡阳，将对病毒样本进行检测。
　　“需要卫生部从国家层面上来进行统一的调查、检测，具体的调查结果由卫生部发布。”上述发言人称。
　　村级卫生所成了监管死角
　　据卫生部官方网站公布，2010年国内丙型肝炎的发病数是人，比2009年发病率增加1549，丙型肝炎发病率在所有病毒性肝炎中仅次于乙肝。而今年前十个月的数据显示，1至10月丙型肝炎的报告数已达到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585。
　　涡阳县丹霞镇紧邻沈楼村，疫情暴发之前，丹霞镇的儿童老人就医都喜欢前往永城马桥镇沈楼村卫生室治疗。
　　虽然在给患者注射期间不换针头一事尚未被官方确认，但经专家分析，此次疫情可能与不安全注射有因果关系。
　　现在每个家长都为患儿治疗丙肝花去了万元左右，患儿治愈后还有复发的可能，后续赔偿问题如何解决，至今仍无答案。很多家长担心，现在孩子还小，肝病相关的歧视问题也会困扰这些感染者。
　　针对此次丙肝疫情暴发，如何对基层卫生医疗机构进行监管，又一次成了摆在卫生行政部门面前的问题。
　　对村级卫生室是如何监管的？面对此问题，永城市卫生局办公室负责人没有正面回复

记者。
　　左玉安此前称，卫生局每年都对村级卫生室进行检查，在2011年检查了两次，主要检查机构和人员的资质。
　　如此看来，村级卫生所的卫生安全问题成了卫生系统监管的死角，村级卫生室监管一直是难题。
　　李健接受《法治周末》

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对农村基层卫生室的监管力量也很薄弱，村级卫生室在管理上一直不是很规范，从2003年开始，该县逐步加大对农村基层卫生室的监管力度，加强对村级卫生室的建设，对医护人员定期培训。
　　“2004年国务院公布《乡村医生管理条例》后，严格按照此条例执行，2008年，国家启动民生工程，涡阳县卫生局对每个项目村进行六室分开，诊断、治疗、药房、值班、资料、观察，每个村卫生室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李健称。
　　李健告诉

记者，为了加强对村级卫生室的监管，从2004年开始，县卫生局组成由医疗护预防、保健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定期对村级卫生室进行监督和检查，每季度一次，乡镇卫生院也定期对村级卫生室进行检查，发现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卫生监督所对全县所有医疗机构采取拉网式打击非法行医活动，对非法行医的没收医疗器械，并处3000元至元的罚款。
　　虽然对村级卫生室加强了监管，但李健表示，卫生系统监管村级卫生室难度还是很大。“我们加大了监管力度，但村级卫生室从业人员素质和水平不一，有的为了追求利益，难免有一些问题出现。村级卫生室负责人管理水平有限，工作中难免出现失误。我们在管理上也存在薄弱环节，因为村级卫生室点多面广，全县卫生监督人员只有40余人，天天打击非法行医也不可能。”李健称。
　　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条件所限，一些不卫生的注射行为与村级医生举步维艰的生存状况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乡村医生约有102万人，他们面临的服务对象比城镇医生的服务对象还多，要服务于新农合的896亿农民。同时，他们没有政府的资助。
　　行医42年的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民、乡村医生马文芳对当地100名乡村医生生存状态的调查表明，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平均月收入3427元。云、贵、川等地的调查则发现，乡村医生收入更低，月收入仅为100多元。
　　李健介绍说：“安徽省一直是医改走在前面的省份，对公共卫生服务方面非常重视，我们对每服务1000人口的村级卫生室政府补贴5000元，一般每村人口在3500人左右，这样，村级卫生室人员每年可以拿到元左右的补助。”
　　涡阳县已经率先对村级卫生室人员采取退出机制，男年满60岁，女年满55岁，政府每月补贴300元，并在其自愿的情况下，组织参加社会保险。
　　“村级卫生室不能成为不规范行医的死角，监管不能缺席，村卫生室感染控制工作很薄弱，今后我们要加强宣传和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坚决杜绝重复使用一次性医疗用品，保障医疗安全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李健说。
　　呼唤现代“赤脚医生”
　　“我看过丙肝疫情的新闻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基层的乡村医生队伍可能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在农村的医生都合格，并且按照医疗规范行医，丙肝的疫情或许就能够避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告诉《法治周末》

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截至2008年年末，我国共有名乡村医生，平均每村有155名乡村医生含卫生员，平均每千名农业人口有106名乡村医生含卫生员。
　　然而，不能忽略是，从纵向上看，我国自1985年到2008年，乡村医生的数量在总体上在不断减少。2001年之前，乡村医生的总数基本上在100万人左右，但是到了2003年就锐减到80万人左右。从2003年到2008年，全国乡村医生含卫生员的数目基本在90万人左右徘徊，并未有显著增长。
　　同时，从学历上看，截至2008年底，我国乡村医生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乡村医生是名，约占全部乡村医生总数的4。
　　其实早在前几年，就有一名河南的村医直接向温家宝总理“诉苦”。
　　2006年2月6日，温家宝总理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当时，55岁的马文芳是河南省通许县大岗乡苏刘庄村卫生所所长。30多年的从医道路让他深知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滋味。让这位村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这辈子能够去中南海与总理见面，并且汇报工作。
　　在马文芳给总理的四条建议中，其中就提到了要保障乡村医生的基本待遇。
　　被问及乡村医生的待遇问题时，刘继同教授说，“乡村医生也是医生。医生在世界各国，都是受人尊敬的专业技术人员。医生第一应该考虑的是病人的福祉，应该从不考虑自己的收入。我们有关医生收入的制度设计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要知道如果连医生的问题都没有处理好，怎么能够处理好病人的问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因为现在的医学分科，看内科的就处理不了外科。而现在特别需要的就是全能性的。虽然我们这么多投入，培养了这么多医科的毕业生，但是和社会需要相比，基本没有形成在县以下的对位。
　　然而，除了医疗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我国目前医学院的在校生的求职意向问题同样不能小觑。
　　

记者在首都儿童医院健高门诊部遇到了前来参加培训的陈素环医生。她今年刚刚退休，这次是自费来北京，学习首儿健高门诊部有关婴幼儿早期干预的课程。
　　陈医生有个儿子在复旦大学读本科，专业是临床医学。

记者设法联系到了陈医生的儿子。他对

记者表示：“自己现在还是大三，离毕业还有两年。将来或许会考研。”当被问到自己将来会不会选择去基层工作时，他笑着回答说：“对基层的情况不清楚，也许会考虑一下，但还是会参考父母的意见。”
　　陈医生告诉

记者，自己更倾向于让孩子去郑州这样的大城市发展，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孩子那里。“不管他去哪里工作，我只对他有一点要求，就是要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
　　“农民选择打工地点都是选择城市，医科大学的毕业生选择打工地点的时候会选择基层、选择农村吗？我们实行乡村卫生管理一体化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无论什么一体化，都必须有人来实施。”李玲告诉

记者，“医改不单单是投钱的问题，核心还是人才。基层医疗问题的解决关键还是要有一大批合格的医生。”
　　接受《法治周末》

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刘继同认为，我们农村目前仍需要“赤脚医生”，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而是需要现代的乡村医生，应该是以专科为基础的全科医生。他同时认为，我国之前的医改强调医疗设备等硬件上的投入，忽略了人力资源的投入。
　　2011年11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部委最新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是中央第一个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专门文件，也第一次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出清晰界定。
　　刘继同认为，这是中央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的一次有魄力的尝试。他主张，应该在加强乡村医生培训的同时，让更多、更专业的社工参与到基层医疗体系中来。“让社工做一些家访、健康教育这类辅助性的工作，只有这样乡村医生才能甩开膀子干，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诊疗行为中，从而避免一肩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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