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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正文
“我究竟为什么那么渴望回家?”1
  □星期日新闻晨报

记者谢岚
  邱志杰是个艺术家,也是美院教师。
  今年寒假,他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份作业:“回家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学生要和家人谈谈艺术,用照片和实物做一本家谱,如果还有余力,就从家门口的一棵树、一口井、一块石头,或者书报亭的那个老头入手,做地方志。
  邱志杰自己也跃跃欲试,“我打算和我父亲一起做本家谱。我们家那可真是一部痛史,一部小说啊。”
  不过,当问道“你为什么要回家”时,邱志杰却愣住了。
  “不是亲情,不是乡愁,不是乡土文化。”他很肯定地说——然后挠挠头,不解地自问:
  “是啊,我究竟为什么那么渴望回家呢?”
  邱志杰,1969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当代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教授。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中国新媒体艺术的“组织部长”。2000年之后,转向带有文化研究性质的工作。2003年开始,他在中国美院创设“总体艺术工作室”,提出融合文化研究、生命教育和想象力批判的总体艺术理论,从事了大量基于社会调查的艺术项目,如“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等。邱志杰出任2012年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
  邱志杰多年没回老家了。他说,今年春节一定要回去看看。
  回家的意愿很强烈,却和通常的理由不太一样。
  他自己的家安在北京,父母时常过来长住,因此,回家不是为了亲情;
  也不是为了打年糕、贴春联、祭祀这些传统乡俗;
  在他的记忆中,老家是个很美、很有意思的地方。古厝大宅,后院有棵根深叶茂的番石榴树,门前是一片甘蔗地,收割的季节,甘蔗比人还高,风吹梢叶呼呼作响。走出不远,就是海边,孩子们跟着大人去撬海蛎,撬到一个好就吞进自己肚子,爹妈怕吃坏了,就赶紧把娃子揪过来,灌几口高粱酒进去。如今,这个闽南古村落已经被“打工经济”席卷,变身为“开放区”。喧闹的变迁让邱志杰不无失落,但他想回去,又不是为了悼念儿时的记忆,慰籍自己的乡愁;
  邱志杰一直关注乡村建设,他和学生们在安吉竹乡成立了一个工作室,试着把传统手艺和现代行销相结合,改变手工编织品日渐式微的命运。但他回老家,并不是想去推动乡村建设。
  那么,是什么吸引着他回去呢?
  星期日:你回家的愿望很强烈,但又和很多人不一样,我有些好奇,家乡究竟什么吸引着你?
  邱志杰:被你问住了,我不知道。
  星期日:这样吧,和我说说,你家乡现在是什么样子?
  邱志杰:我老家在厦门郊区,以前叫新垵,是当地一个很强的乡,南少林正宗,民风比较彪悍。前几年,我们和隔壁村合并了,变成了一个开发区,大工厂。农民们的地被征了,分到了一些钱,浪荡子们喝酒赌博,两三年内就花光了,只好进工厂当产业工人。我姑妈是个聪明人,丈夫去世后,毫不犹豫地把夫家的祖屋给拆了,用卖地的钱盖了栋专门给打工妹住的筒子楼。七层,每层六个房间,一个房间放四张上下铺,住八个人,走廊尽头有一间灯光昏黄的卫生间,外墙还露出红砖头。我姑妈成功地转型成了包租婆,每个月有好几万的收入。我特别想和那些浪荡子聊聊天,他们可能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不过,他们都不认识我了,我也不认识他们了,还得我姑妈介绍。
  星期日:今年家里有什么事情,让你特别想回去吗?
  邱志杰:邱家的祖屋很大,有好几进,我小叔看到姑妈“成功转型”,很动心,也想拆掉部分祖屋盖筒子楼。我父亲是长子,我这一支是长房,拆祖屋的事情,就要我哥和我的同意。就这个事情,我特别想回去,想在现场。
  星期日:你是这个家族里混得最有出息的,你是想回去“仲裁”吗?
  邱志杰:不是,这个事情给我感觉特别真实,我要面对我小叔的要求,面对我姑妈,面对我爷爷奶奶的遗像……里面有特别丰富的东西。我家上一代,就是我父亲这一代,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时,二叔在老家办了一个砖窑,小叔入股,第一年就赚钱了。但当最原始的资本主义袭来的时候,大家的神经立刻绷紧。二叔不肯按股份分钱,只想付小叔工资,两人闹翻了。当时,爷爷已经过世,我父亲是长子,奶奶一切都听大儿子的。我爸爸就要出来主持公道,结果被我二叔一顿羞辱。于是,我父亲召开家族大会,把二叔逐出家门。兄弟间有十多年不来往。我和二叔的儿子,那些堂兄弟们本来很熟,突然之间连话都不能说。后来,二叔长子结婚,大摆筵席,但当天晚上我二叔嚎啕大哭。他虽然是村子里的首富,呼风唤雨,但邱家没有一个人到场,被整个被家庭抛弃。这种滋味,他实在扛不住。我奶奶临终时,二叔跪在床前,磕头错误,请求回归家庭。相安无事过了一些年,又旧病复发,几乎闹到要出命案。
  星期日:讲述这家族往事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邱志杰:我的家族故事其实只是中国很多家族的故事中平凡的一个。想到这些具体的个人,心里百感交集,但从全局来看,有时候会想到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历史发展,用天地为炉阴阳为炭,个人只是一些等待熬炼的粗糙的物质。我曾经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叫做《爱拼才会赢》,讲一帮北京的摇滚青年在闽南闯荡的经历,里面就有我二叔、我爸的经历,也有许多晋江老板的原型。我在石狮呆过半年,接触过很多老板,大部分做服装起家。现在一些大腕、天后,当年好多都在石狮歌厅唱歌。一位女歌手告诉我,那时候唱一晚上是没有钱的,就看能得到多少花篮。老板为了捧歌星,就斗花篮,斗到烧钱,斗到拔枪。有时候,她得爬到地板上,穿过桌子腿椅子腿去抢花篮,头上枪子儿飞来飞去。还有一次,她正唱呢,突然“啪”一声枪响了,一个大佬转身向身后的马仔怒目而视,一个耳光就甩过去了,那马仔捂着脸,带着哭腔说:老大,她她她实在唱得太好了……福建老板给人留下了“爆发户”的形象,但其实他们很丰富的。有的老板和女歌星发生真感情,但家里又有大老婆,大老婆都是当年跟他们冒死偷渡去香港,一起打拼的人……他们也有真感情和人生的无奈。有些老板是很粗俗,但重感情,有担当,有情有义。
  星期日:这个剧本挺不错,你当时想把它给谁拍?
  邱志杰:杨德昌。这个片子只有杨德昌能拍。而且杨德昌拍闽南话最好,可惜他死了。
  星期日:杨德昌的电影,比如《麻将》、《独立时代》、《一一》里,有哪些东西是和你的剧本相似的?
  邱志杰:杨德昌对时代动荡中个人的疯狂和无奈有着深刻的悲慨之情。《独立时代》中的儒者,送别一种伟大的传统,中国人基本上毫无保护地走进现代的乱局之中。杨德昌用表面很搞笑的方式来叙述,含泪的笑,这种方式很闽南。这是我觉得特别投机的。我特别注意到《一一》的片名字幕用的是弘一法师的
,我能理解那种重新寻找中国式的精神超越方式的努力。外来的方案,不见得能真正解决中国人的不安。
  星期日:我能感觉到,你在讲述这些回忆时,很投入,很高兴,情绪很丰富。
  邱志杰:是啊,一到“底层”,我就神清气爽。遇到知识分子开研讨会嘛,我就觉得很麻烦……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带着学生“下乡”。传统上美院下乡就是去写生,我去中国美院当老师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下乡改成“田野调查”,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引进艺术创作。“田野调查”必须有问卷、笔记,回来要写调查报告,做口述史,然后才有艺术创作,从2003年到现在,我们“调查”过北京的地下旅社、华西村、石雕之乡……已经蛮成熟了。这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1990年代初,我一从美院毕业,就去陕北、山西“田野调查”,一个县一个县“扫描”去过,除了看古迹,就接触到老百姓。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1991年在南泥湾,遇见一个老头在打场,我就拿起相机去拍他。忽然,他对我特别热情,说,到家里去,到“咱家”去。我跟着到了他家,他打开箱子,摸摸索索地拿出一包压箱底的白糖,一定要我喝碗糖水——那里穷,白糖很珍贵。后来我意识到,他是有求于我,希望我帮他拍张照片。他老婆快不行了。他把老太婆从炕上扶起来,并排坐着,让我他们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合影。
  星期日:我看过你给美院毕业生的一封信,我感觉到,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不错。
  邱志杰:自从当老师以后,我深刻意识到中国文化中的“接力棒思维”,任何人只是接力棒中的一个。今天我站在这里当老师,二十年后学生中的优秀者会站在我的位子,对着下一拨年轻人说话。我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非常核心的一种东西。当了老师后,我特别自信,又不会狂妄。
  星期日:不过,你那么渴望回老家,某种意义上,是不是现在的生活有些“苍白”?
  邱志杰:不是苍白,是信息过剩,系统化的选择和过滤机制不够有效,所以会有不安。我们在河北曲阳做田野调查时,遇到一个民间艺人,他来找我聊,他说自己为玉树地震做了一个玉雕。他说话就像接受采访一样冠冕堂皇,报出肯定过他的创作的名人,都带着完整的官衔。后来我感觉到,他是想通过我们出名。他走后,我跟学生说,大家不要笑他,这个工匠身上流露出来的对权力的崇拜,对资本主义成名的渴望,以及小农的狡黠,就是今天中国的“精神病”,换一个环境,你也会这样,我也会这样。这是我们一个民族的精神病,一个时代的精神病。
  星期日:你有这种精神病吗?
  邱志杰:我肯定是分享这个病的。我的精神病主要在时间上。我特别特别忙。我必须赶来上海开一整天双年展的筹备会;我必须赶回杭州面对我的学生,包括他们的情感困扰;我必须飞回北京陪我女儿,去年在曲阳下乡,接到老婆的电话,那天是女儿三周岁生日,老婆说我连续两个生日我都没陪她过了;我还必须回厦门去看我姐夫,肝癌晚期,我姐姐痛不欲生,我在他们会好得多……时间上,我特别分裂。我们都是被绑架的,被三十年的发展、被职业生涯,甚至被生活绑架了。我曾写过一句话:“我用消耗来滋养自己。”
  星期日: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分裂?
  邱志杰:我内心还比较强大,没有让它撕裂我的生活,但我仍然需要一种真正的短兵相接的东西。
  星期日:所以,这次回老家,面对要不要拆祖屋的家族事务,是一次真正的短兵相接?
  邱志杰:是的。以前也回去的,清明扫墓,春节,但那些是被给予,被安排的,不是我选择的,没有真正参与。如果没有真正的参与,这个地方就不是真正属于你。这次的家族事务,是我人格成熟后,和这个地方真正地建立关系。那既是我们家的家族史,也是整个中国三十年的心灵史。如果我和我的父母之邦不能真正地建立关系,那么我的根,某种意义上被掏空了,我不能忍受。
  邱志杰做起艺术作品来,常常动静很大,作品本身体积庞大,手法多样,录像、装置、绘画、雕塑、实物……不拘形式。圈内好友高士明说他是“集成电路板”,“盘根错节、迷宫一样的艺术家,作品底下有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支撑着,生产的作品加起来成为自己的一个世界。”在拆屋建楼这桩家事俗务中,邱志杰同样投射了自己的系统和世界,有对个体、人伦、家族、地域、乃至国族的感受和思考。它并不一定带给他直接的艺术灵感,却给予了他现在最稀缺的东西:心灵的滋养。
  我们都是被绑架的,被三十年的发展、被职业生涯,甚至被生活绑架了。我需要一种真正的短兵相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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